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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之变：“单独二孩”终成现实 对于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批独生子女而言，2014年肯定会在他们的生命里掀起一股波澜，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过，“顺理成章”的独生子女命运在下一代的身上被终结。 2013年11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计生政策调整终于明朗。 2014年1月17日，浙江率先启动“单独二孩”政策，江西、安徽、北京、上海等省市紧随其后，纷纷将该政策“落地”。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升格为国策，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至今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经历了整整一代人。事实上，早在该政策实施之初，关于未来政策调整就曾埋下伏笔。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参与人，田雪原表示，1980年9月中央发表的那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已经预见，“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一代人之约”终成现实。以北京为例，作为全国第四个实施“单独二孩”的城市，2月21日政策落地，26日来自延庆的一户单独家庭便提交申报材料，仅用三天，该夫妻便拿到了“单独二孩生育服务证”，这也是北京发放的首张“单独二孩”证。据媒体报道，在政策施行的第十一天，北京市部分区县街道办事处迎来了第一波申请“单独二孩”小高峰，另据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提供的数据，从2月21日至8月31日，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21249例和19363例。 刚刚申领了“单独二孩生育服务证”的腾岳将在明年6月迎来第二个孩子。在 此之前，腾岳和老公还没有考虑好是否要生二宝，毕竟大女儿才一岁多。他们也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生，必将再次进入黑白颠倒的循环之中，不生，似乎又有点浪费政策机会。当腾岳再次怀孕，虽然有犹豫，但是生育政策的变化成全了她与二宝的母子缘分，也让大女儿的未来有了一个携手作伴的亲人。两个孩子玩在一起的场景让还处于孕期的腾岳一遍遍幻想，“想想就觉得幸福”。 “我也终于不必经历我母亲那个年代的切肤之痛。”腾岳的妈妈曾在她5岁时二度怀孕，但因政策不允许而放弃了刚刚8周的孩子，没能与孩子见面的母亲整夜流泪，请求孩子的谅解，正像莫言小说《蛙》里描述的那样，“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单独二孩”的启动，将更大程度上改变中国人渐渐习惯的“四二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及一个孩子）家庭构架，从“不知手足，无论姑舅”的畸形家庭伦理关系回归到拥有手足和血亲关系的正常家族。根据中国致公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1.9亿，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中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同样，抵御家庭风险也是“单独二孩”带来的又一利好。 在劳动力供给方面，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和之后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使得劳动年龄人口供应趋于下降，尤其是新生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而新生劳动力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源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另外，儿童人口规模处于缩减之中，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一系列现实的窘境倒逼着生育政策的转变。 但是，生育政策之变，目前看并非人们当初预料得那般乐观，11月5日上午，国家卫计委监督局监察专员赵延配在卫计委的发布会上表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后，有70多万人提出申请，这确实和预期有一些差距。当初卫计委曾估计，该政策实施后全国每年将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 尽管赵延配认为，各地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时间不同、城市人口生育观念转变大及政策的滞后性导致了目前的情况。但不少媒体的报道却从另一个侧面解读了人们犹豫不决的原因，生活成本高、压力大、负担重、受束缚等都是符合政策家庭拒绝“二孩”的理由。可见，政策变了，人心也在时间的磨砺中发生着转变，生还是不生，的确是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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