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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深浅直接影响着官员执政能力的发挥，把家安在任职地，除了解决硬件上的锅碗瓢盆外，主要目的还是重在情感迁移的软件建设上
近日，陕西省委印发的一则关于“要求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在工作地安家、配偶随调随迁将作为新提拔干部必要条件”的通知在官员圈中引起不小震动，这项意在解决干部“走读”问题的新规甫一发布，便引来诸多点赞，认为此举对遏止异地任职干部镀金心理的蔓延给出了一剂对症治疗的良方。
曾几何时，来自五湖四海的异地交流干部不仅为当地带去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多元的人脉资源，也带去了丰富的情感基因以及可资互鉴的操行标准。对于解决一个地区干部队伍因为近亲繁殖导致的圈子屏蔽和能力矮化等突出问题起到了不容置疑的刺激作用，但凡事利弊相倚，不少越腐越升的干部就是在不断的异地任职中一步步走向沉沦的，他们往往先是因为感情寂寞而移情别恋，接着便为金屋藏娇而大肆敛财。十贪九色、愈色愈贪成了他们不变的堕落公式。
官员变质当然不能归咎于干部异地交流制度，但异地交流干部由于长期单身在外生活而让更多不良思潮钻了空子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央2006年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指出，交流干部的配偶、子女是否随调随迁，尊重本人意愿。陕西省此次将领导干部配偶随调随迁作为新晋干部的刚性要求，其广受好评正源于它先人一步的不留后路。陕西省委认为，党政领导干部负有管理服务一方、守土有责的使命。原则上，都应具有心随职在、家随岗走的奉献情怀和吃苦精神，在一地工作都要安心、安神、安业，扎根当地，融入群众。
此论一语中的。一方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同时也滋生着一种情感，如果天天坐在专车上往返两地或者隔三差五搭乘高铁、飞机过着邮差日子，那种本该亲密无间的干群之情势必游离在外、飘忽于上，官员想问题、做决策时就不可能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另一方面，由于“走读”带来的情感无归属，感情空窗期，利益诱惑力，执政短期性均属显而易见的负能量，恰如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所说，市长、县长“空降”的弊端很明显，这样的领导干部往往对执政缺乏长期考量，只关注政绩，有很多短期行为。官员家庭不在任职地，长期一个人在外生活，缺乏家庭约束力，容易出现生活堕落、包养情人等问题，定期坐公车、飞机回家，职务消费可能会大幅上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陕西的刚性要求才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已进深水区的改革势必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和困难，也触动着更多的既得利益，作为肩负“兴一方经济、促一方文明”重任的地方官员，如果没有对百姓的一腔深情，没有俯下身子的无私付出，没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所有美丽的承诺都只能是回响在会场的口号；如果异地交流干部连家都不愿意搬到自己管理的一方热土，而仅仅将此行作为镀金之旅，在心里将自己定位为“过客”，那么他们在理政时所表现出来的“看客”心态也就无足为奇，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全身心地夙夜在公？
当然，官员不是苦行僧，拥有奉献精神不等于不食人间烟火，也并非必须以牺牲配偶的事业和孩子的前途为代价。事实上，由组织出面协调的交流干部配偶、子女的随调随迁绝不至于“惨不忍睹”。把家安在任职地，除了解决硬件上的锅碗瓢盆外，主要目的还是重在情感迁移的软件建设上，毕竟，感情深浅直接影响着官员执政能力的发挥，就像那首歌唱的，“心若在梦就在”，只要心思所向，情感所系，无论多少磨折，都可以“从头再来”。
《小康》2014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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