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服务型政府建设吸引众多企业落户 图为高新区
服务型政府建设，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企业座谈制度，一区多园发展……成都的改革创新，对其他城市究竟有何借鉴意义？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小康》杂志就此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过程中，成都如何科学合理地重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何构建市民社会，使城市治理结构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结构向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结构转变，诸多探索对其他城市有何借鉴作用，《小康》杂志就此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宁家骏、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邓玲。
用市场来突破行政权力边界
《小康》：就目前来看，在我国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与政府的强势主导有关，那么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
冯俏彬：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增长模式，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增长模式。现在所说的政府其实是一个大的概念，除中央政府之外，在下面要逐级落实到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等，这就说明行政权力就是有边界的。再怎么强势的政府，行政权力也是突不破行政边界的。
从另一个方面也会出现一些发展不平衡的区域，产业并未梯度发展，会存在“产业断崖”的现象。这种情况就跟我们的行政部门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在经济发展同时自然成立一种互相之间的联系，要素、人员、资本，它流动本身比较配置，它可以按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配置的话，就比较容易形成像今天长三角这种状况，是比较成功的。
《小康》：发展地方产业时，政府首先要完成的就是提供公共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成都在打造国际大都市和物流中心的时候，为了提高其物流运输的能力，将铁路、航空等物流通道都打通了，吸引了许多企业都到此发展，怎么看待政府的这种作为？
冯俏彬：你刚才讲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政府和市场合作的例子。协作得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或是效果倍增的效果。像刚才讲的这个交通设施，这个就是政府的责任，企业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另外比如说人才，一个地方长期积聚的人才，整体提高公民素质需要长年持续的投入，这就需要政府来做。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平台做好。企业就可以在政府打造的平台上来做理性选择。
企业在选择时要考虑到交通条件，人才，还要考虑到市场，由此可以做出一个理性选择。企业是改变不了大环境的，例如，治安环境、行政环境、空气环境等等。经济学上讲，首先是有市场然后才有政府，但是现在大家发现实际上政府和市场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流程再造”是革命性举措
《小康》：对于成都市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或者说协调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两只手的关系，您是如何理解的？
汪玉凯：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块，成都市是融入到服务型政府建设里面去的，在一些改革措施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成效。也就是说通过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来实现对政府限权。成都市先后十多次大规模清理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成为全国同类城市中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最少的城市。同时以各级政务服务中心为平台，全面通过行政审批流程再造得以规范。成都市的并联审批把事前监督改变为事后监督，优化了审批工作流程，找到了行政审批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明显提高。
比如武侯区通过改革，在实现了审管分离后，一级政府的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归集到一个政府机构，而且是只管审批，不管平时的监管，这就可能按照信息化的要求和规律，最大限度地简化审批环节，优化行政流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流程再造，从而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审批效率，更好地发挥电子政务应用系统的作用，提供体制和机制方面的保证，进而实现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
《小康》：这次在成都市采访期间我们也了解到，政府部门会经常邀请企业代表参与座谈会，其中既有跨国企业巨头，也有创业型的小微企业，企业座谈会成为了成都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品牌，这种变化带来了哪些效果？
汪玉凯：成都市的做法是一种主动导航式的服务，这是政务理念的一种变化。政府和企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企业参与政府，和政府一起来制定规则、落实规则，从而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而不是企业在破坏市场秩序、政府在制止企业。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职能转变。成都市非常强调政府服务于市场与社会，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求必应，而是提供一些主动的服务。对老百姓来讲是“问需于民”，对企业来说是“问需于企业”、“问政于企业”。
这也是成都市进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特点之一。把了解公众需求、适应公众需求、满足公众需求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基本导向，初步形成公共需求导向的政府服务模式。
填补“未被满足的需要”
《小康》：那么如何来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呢？或者说让政府在某些方面闲下来。
冯俏彬：现在还要增加一级，就是社会组织。以前大家不在意这一块，但现在不管承认与否，它始终是存在的，在某些方面，例如志愿者服务等方面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这三个主体从来都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大家有时候普遍感觉就是政府这只手似乎闲不住，这样就相当于把市场空间挤压了，社会组织的空间就更被挤压了。
成都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的。我这儿有一组数据就显示，2013年底，成都市登记社会组织总数已达到7160个，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第一。去年一年，成都市共新登记社会组织597个，新登记增长率达到8.2%。
《小康》：那么如何形成三者相互的配合、协调？
冯俏彬：社会是一个多主体的存在形式，大的主体就是市场、政府、社会组织。但是三者各有利弊，要发挥彼此的长处，以一种合作的思维来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就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区多园”带动产业升级
《小康》：成都的“一区多园”在产业链打造方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邓玲：成都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再造一个“产业成都”，因此在产业方面创新势在必行，而工业园区是产业发展重要载体，单个园区已经难以承载大的产业集群发展，更加需要以园区为载体在机制体制上进行创新。探索“一区多园”发展模式，是成都在本次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创新。这一次的创新能够让成都的工业园在空间分布上更加有序，在产业集群方面更加集中、集约，园区的专业性将更强，园区内将呈现产业链上下游的有效集聚，园区间则是专业分工明确，形成有效的产业联动。
《小康》：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成都“一区多园”的发展模式有何借鉴意义？
宁家骏：通过“一区多园”的发展模式，成都能够促进由规模不同的企业形成产业链，良好的产业链上下左右互动，促进产业的融合。因为产业的创新往往来自不同领域的融合，比如软件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以及相关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就是很好的例子，成都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次，“一区多园”将促进成都传统产业转型和循环经济发展。最后，成都通过探索“一区多园”的发展模式，可以成为西部的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带动四川乃至整个西部的产业转型升级。
《小康》2014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