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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
2014年，短期虽然我们认为是一个看好的年份，但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有可能会出现发达国家上行而新兴经济体下行这样一个趋势。
关于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有可能从去年的2.8%上升到今年的3.1%，也就是全球的前景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其中，发达国家将从2013年的1%上升到1.7%，新兴经济体今年的增长基本上是持平的，也就是说从去年的4.7%可能会略降到今年的4.6%。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放长一点，我们又能够看到什么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五年，美国经济将会继续上行到2.4%，欧元区的增长也会继续上行到1.3%，但新兴经济体在未来五年的增长率有可能从4.6%下降到4.3%。那么，我们就需要对这一组数据预测非常警觉，未来五年的态势甚至更长时间的态势有可能会出现发达国家的前景是一个上行的趋势，而新兴经济体的前景却可能是一个下行的趋势。
在这两个趋势之间会不会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呢？也就是说，短期内，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现在存在的通货膨胀率高，资产泡沫大，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会不会是因为量化宽松的逐步退出，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开始发生变化呢？
从中期来看，美国现在在搞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为期10年的结构调整现在走到了一半的路途，那么，美国的再工业化会用什么方式走？会不会是用保护主义的方式走？会不会是用鼓励对海外投资征税，鼓励海外投资撤回美国的方式实现？这些方式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中期结构调整的外部因素非常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
从长期来看，自2009年开始，美欧日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就是全球规则变局。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英文缩写的词汇：TPP、TTIP等等，那么这个全球的规则变局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会是什么？有可能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开始从自己的国家留向TPP的成员经济体，目前经济面临困境的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全球化会不会走向四分五裂，这很难说。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会发现，2014年，短期虽然我们认为是一个看好的年份，但是短期的稳定、中期的结构调整和长期的体制和规则变局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从中国来看，刚刚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给我最深的印象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三中全会是新的30年的开始。我们短期稳增长、控通胀、保民生，我们中期化产能、调结构、促升级，我们长期促改革、转方式、推转型，也就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推动。
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各种生产成本上升，需求萎缩，摩擦加剧，产业外移新竞争对手危险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面临着五缺的转型困境，即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缺订单、缺规范。这些问题，市场是解决不了的，企业是没有能力解决的，那么这个转型之痛也就要靠行业协会、地方政府，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合作来解决。
另外，我们发现技术密集型产业也亟待转型升级。我们提出的建议就是走出去，把我们的研发中心、人才中心、设计中心、资讯中心建在美日欧大三角地区，同美日欧的知识积累进步和高端人才保持一致，随着世界知识进步、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进步的步伐，同步前进。
对于中国经济脱胎换骨的转型之痛，我有个基本的判断，我个人估计可能需要5-8年。如果5-8年我们真正进行了脱胎换骨的转型，那么我们将有黄金般的30年。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小康•财智》2014年第0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