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除了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之外，中美两国的特工人员，也在敌后与日寇进行了激烈较量，包括深入敌后、对敌监视、侦察截取情报、杀敌锄奸、爆破袭击等等。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戴笠任所长。并成立了自己的“黑室”——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用以破译日军电报。在此之前的1941年年底，“中国最大的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破译机构发现，日本方面突然全部更换了电报密码。他们估计日军将有一次更大的行动，同时加紧了新密码的研究工作。不
久，他的人即从日本空军、海军的密电中得知，日本空军正准备向太平洋地区
活动，有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迹象。
中国政府随即转告美国，叫他们注意日本空军的动向。
多年之后，台湾作家刘台平如此描述当时美国人的傲慢与大意——“戴笠命令驻华盛顿武官肖勃，向美国海军情报处传达这一信息，但美国人却把它看做了一种奇怪的念头而感到可笑，他们不相信研究室具有获得如此重大情报的能力，于是未加理睬。”
随后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珍珠港事件震惊美国，当时的美军尤其是海军情报署开始对蒋介石身边那个叫戴笠的人刮目相看——他们立即启动了与中国的合作。
中美合作所出现了。
1943年7月4日，戴笠（右）与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负责人梅乐思（左）签署中美合作所协议。
1943年，戴笠与梅乐思检阅中美合作所中方游击队。
江南野鼠
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刘台平关注2015年，“那是抗战胜利七十年。”在他的概念中，人们需要好好做一个抗战的历史评论。也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下，这个曾经的记者在从事学术研究之际，对抗战期间的中美合作所产生了好奇。
偶然的一个机会，刘台平在台北“中央图书馆”书库里的一角，发现了一本美国前海军情报官员梅乐思的回忆录，“极其珍贵，限阅不外借，只有部分影印抄录。”这让他如获至宝，开始琢磨关于梅乐思以及这个美国人背后的故事，这也让他走向一条关注秘密故事的路途。最终，他搜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援华抗战的大量历史资料，经过整理，完成《暗战》一书。该书再现了1943～1945年抗战期间中美两国特工人员联手袭击日寇的联合行动，包括深入敌后，对敌监视，侦察截取情报，杀敌锄奸、爆破袭击等等。
在重庆磁器口杨家山附近，曾经有一处秘密场所，被称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国民党情报机关之一“军统局”。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军曾希望在中国沿海登陆反攻日军，但手中并没有便于海军军事行动的中国水文资料及气象资料，况且他们对于日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状态也不甚了解。于是当时的美国海军密令梅乐思上校与中国政府沟通合作事宜。来到中国之前，这位美国军官听说，即将与他展开合作的这个名叫戴笠的军人，手中掌控着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当然，梅乐思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组织在中国以及周边地区的能量将让他瞠目结舌。
其实早在抗战初期，中国的秘密特工组织就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这支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以至于让戴笠的顶头上司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还能完全掌控他以及他麾下庞大的队伍。
1937年7月中旬，戴笠亲赴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月笙。请他出面，把上海民众组织起来，协助国军御敌。进行骚扰、破坏、袭击，并肃清汉奸日谍。”
淞沪战事开始，戴笠率大批特务处骨干急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上海失陷后，特工部队——苏浙别动队除四支队外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
后戴在皖南宣布，将苏浙别动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戴笠自兼首领，其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军溃散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
日军深感头痛，将该军称为难于对付的“江南野鼠”。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专门成立了对付忠义救国军的特战班，汪伪特工总部也专门建立了“肃清渝忠义救国军工作团”。
1937年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序列表中显示，苏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书记长：戴笠。
有资料显示，在抗战时期，军统在抗战期间人员损失达10万之众。有名的事件如远征军孙立人部的七名女译电员撤退途中突围无望，砸毁电台，跳崖而死。
她们身上所背负的作战技能，大多来自于中美合作所。
格杀日寇无需申报
“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不断指示戴笠，对那些可能投敌的重要人物予以制裁。
同时，沦陷区军统特工人员纷纷要求在制裁汉奸的同时，诛杀日本人。军统上海区规定：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须申报，当场做掉，执行地点以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
该方案于1940年上报戴笠并得到批准。
天津沦陷后，军统华北区秘密组织成立抗日锄奸团，主要从事侦察、锄奸活动。军统派员教授成员暗杀、爆破、搜集情报等业务，所有经费及所需特工器材均由军统局华北区供给。1940年8月14日，上海大亨、汉奸张啸林，被军统上海区第2行动大队击毙于法租界张宅。
前些年轰动一时的电影《色戒》就是取材于这一时期。军统手段残酷，但对震慑投敌者极有效。戴笠故意选择刀劈斧剁等不同的形式来杀死敌伪，同时用残酷手段处理叛徒，以会党义气维系内部团结。
1938年底，汪精卫出逃，蒋震怒，令戴笠即赴香港，设法威胁汪精卫在香港的追随者，此后蒋命戴除掉汪，戴立刻通知河内特工行动。后汪终死于中国特工袭击的后遗症。
戴与蒋都有一份除奸名单，除奸的目的是杀一儆百。在这一份名单中，最棘手的就是日本全力扶植的原国务总理唐绍仪。
1938年9月30日，戴笠令制裁人员前往唐绍仪的住处，展开刺唐行动。行动人员用斧头劈死唐绍仪后从容离开。
次日，蒋介石即发表唁电志哀。
中美合作所的任务包含执行情报搜集、气象分析、电讯侦察、心理战、游击战、敌后运输及秘密行动等，并开办特警、摄影、医疗与外语等训练班队22个，提供先进美军技术装备。初期学员以各部队优秀人员为主，后期则以整营、整连受训。
在刘台平所掌握的信息中，中美所前后共计训练中国作战部队近5万人，工作干部1300多人。刘台平披阅的信息显示：“当时中美所控制沿海两千里地区与保卫东南首善之区之努力，对美国太平洋海战之胜利与对中国战后之有利于局势贡献颇大。”以致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部公开赞扬中美所是美军舰队在西太平洋唯一的气象情报来源，对盟军胜利贡献卓著。
当然，双方的合作也并不是非常顺利。美方情报人员来华后，告诉戴，如果中美所阻碍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在中国收集情报，美方将单独采取行动。
戴笠则表示：“倘若战略情报局在中美所控制以外进行活动，我会杀死你们的人。”在戴笠的言辞背后，隐藏的是中美合作所强大的力量。
1.国民党军官在视察学员学习情况。
2.学员们在学习使用新武器。
3.学员在听美国教官讲解新式战争。
4.学员们在听讲。
中国“黑室”
当年，见到梅乐思之际，戴笠轻松地问到梅乐思的儿子，一个一个都叫得出名字来；他也提到梅乐思的汽车，连牌照颜色都记得很清楚，这令梅乐思震惊不已，感慨“我真的掉到特务的牢笼里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必须要负责整个中国跟世界的情报交换，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军统在苏联莫斯科的谍报人员比当时驻苏联大使馆的大使更了解苏联的真正意图，而他们在英国可能比驻英国大使王世杰的消息还灵通——“文人大使并不真正了解他驻在国形势，所以真正掌握这些信息是靠军情人员去搜集。”刘台平说。
在《暗战》中出现的时任中国政府驻美大使馆武官肖勃，即作为上文所述的角色出现，他为国内的戴笠情报机构源源不断提供了美国国内的相关情况，当然，包括梅乐思的情况。
在刘台平的描述中，1943年，中国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国海军部长
诺克斯代表双方领袖签署协议，并于当年7月1日由美国海军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军统）共同组成中美合作所。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梅乐思这样描述中等身材、体格魁伟的戴笠：“他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后用。”
梅乐思描述，在重庆军统局山坡上有块无字碑，戴笠经常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杂念，甘当无名英雄。”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是“他们是领袖的工具，只有领袖才能创造伟业名留青史。”而蒋介石对戴笠领导的特工部队的“死忠”，也曾高度评价，称“革命的成功，全靠特种工作人员，他们是革命灵魂、国家保姆。”
当年，准备与日军在海面决战的美国军队迫切需要东亚气象情报，但这些气象情报最准确的来源是日军。中美合作所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手段获取这些情报，配合盟军从海上击溃日军。戴笠下令军统局遍布全国的各重要地下电台，加速侦测气象信息，（还包括侦测日军在中国沿海布下的水雷情况）这些信息被汇总后除供给太平洋美军部队，还为美军援华航空队（“飞虎队”）提供资料。
美国联合参谋本部、美国海军部、美国舰队总司令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以及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航空轰炸总队等盟军单位就此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信息。根据“军情局”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该所自1943年成立后，平均每日截获日军电报高达450份以上。
梅乐思还被美方海军总部要求协助美军轰炸台湾与日本本土，于是中美合作所命令下属特工监视从上海到新加坡的每一艘日军舰船和每一架飞机的活动。这些监测活动配合了美国空军编队轰炸日本长崎等地。1945年2月6日，美国海军机动舰队出动一千二百架飞机轰炸日本本土，中美所也为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情报。在轰炸机群返航途中流落中国的美军飞行员，也得到了戴笠命令下的特工人员的殊死营救。
秘密战中的惺惺相惜
在著文与治史之间，刘台平试图很小心地剥离开主观与客观。他称“我们对任何史料都要很小心去看、去分析。历史学家有三个要素，做研究之前，必须有三个特征——史德、史观、史料。”
所谓史德，在他看来，“要有一个君子的态度，一个大众执政的态度，一个不偏不倚的态度，你不可以先入为主。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无私的心胸来接触历史。”他还推崇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你一定要站在高处看纵观全局的大历史，而不是去看那个非常小的局部的历史。”
秉持着这三个原则，在研究中美合作所时，除最早发现的梅乐思日记外，刘台平也很注重从相关方面出版的资料中寻找自己想要的内容。
在他的研究中，戴笠与梅乐思之间存在着惺惺相惜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双方携手抗敌的基础上。
刘台平表示，戴笠早就知道梅乐思对自己的好奇与畏惧。他特别以开玩笑的口吻对梅乐思谈起特务，他说“人们第一印象总认为特务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举凡监视、调查、暗杀，一定有他们的份。”不过对特务这个行当的小分歧没能阻碍他们之间的合作。在梅乐思没来东方之前，他甚至怀疑中国人是不是在真正抗战。不过在打消这种怀疑后，他与戴笠之间很快建立起了一种奇怪的友谊。
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人对蒋介石并不满意，而在此之前，梅乐思则警告
戴笠，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罢，都不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这让戴笠对梅乐思的好感倍增。
战后，梅乐思在重庆向媒体简报中美所之工作，并答复记者问“何以美军深入敌后而殊少伤亡？”梅乐思表示，“美海军人员系与华方人员并肩作战，经常出入敌后地区；由于戴将军一再命令部属，尽可能维护美员安全，多方加以掩护与保卫……如无戴将军与军统局之协助，吾人实无法在华推动任何工作。”
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身亡。远在美国的梅乐思立刻要奔丧，而美国海军部亦准备以美国政府名义为戴笠颁发勋章，并由梅乐思赶赴中国参加葬礼，但是遭到了马歇尔将军的反对。
两年后，梅乐思在抑郁中打报告要求退休。回到家中的他经过口述，由老伴整理了那本后来被刘台平发现的回忆录，于是就有了这本《暗战》。刘台平介绍，梅乐思夫人生前在自家客厅中摆放有戴笠遗照，每当有中方人员来访，她都会要求来人向戴笠遗照行礼致意。
而梅乐思与戴笠当初联手创建的中美合作所，随着戴笠死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结束协定”的签订，也正式成为历史名词。
《小康》2014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