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备受抑郁症和精神拷问双重折磨时，口述历史成为他人生中的一线光亮。此后，在口述历史的道路上他孤独摸索，推动着中国口述历史完成从个人业余热情到进入学术领域的转变。如今他离开央视，入职中国传媒大学，所教专业仍是他所热爱的口述历史
崔永元 著名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创始人
崔永元的上个十年在三个身份中穿梭——主持人、病人、准口述历史学者。
在他看来，这三个身份可能是“一串安排好的”——不当主持人就得不了那病，不得那病就找不到口述历史。
“当我主持《实话实说》那么长时间后，感觉‘发自内心’都成了一种套路，每天陷入重复工作中，毫无幸福感。”2013年12月4日，崔永元在河南卫视《成语英雄》录制化妆间歇，接受了《小康》记者采访，坦露了当年的“困顿”。
“虽然口述历史的技术规范比主持节目还要严格，但是我从里面找到了乐趣和动力，我愿意下半辈子扎入其中”。崔永元说，当年在他备受抑郁症和精神拷问双重折磨的时候，口述历史为他的人生开辟了一线光亮。
11年间，崔永元在口述历史道路上的摸索堪称孤独，而如今推动中国口述历史完成从个人业余热情到进入学术领域的转变，崔永元几乎仅凭一己之力。
2013年12月9日，崔永元终于在微博正式承认“已经入职中国传媒大学”，并感谢央视对他的培养，“主持是老人，教书是新手，从零开始，不耻下问”。
“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
“你能不能尝试着到另一个舞台上去表演。另一个舞台是什么呢?”2001年，心理医生问崔永元，此时他正被抑郁症所折磨。
“后半辈子放电影我都可以活下去。”崔永元答道。
于是，就有了《电影传奇》纪录片。
“《实话实说》做的时间长了以后，做伤了。一到那个地方，化上妆，镜头对着你，光一亮，就开始心里不舒服，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崔永元说，是老电影让他又有了“活着”的奔头。
崔永元从小就是一个电影迷，儿时对电影的迷恋，却成了中年对生命的依托。听着一位位老电影人的人生回忆，崔永元感觉“停不下来了”。
珠影导演王为一是间接将崔永元推向“口述历史”的人。这位时年80岁的老者激情饱满地说了7个小时，仍旧意犹未尽，崔永元突然感到“摄影机一架，说完就走”的采访太过功利，“他们的讲述，或将成为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崔永元决定继续录下去，无关节目是否播出。
2001年的中国，口述历史乏人问津。
崔永元开始正儿八经琢磨起口述历史来，他到了美国，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在1948年开设口述历史研究室；在南非，口述历史中心被称为“人民记忆中心”，这让他为之动容；而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地区口述历史中心收集的中国部分，远比国内存有的资料丰富完整。
“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
在崔永元看来，一个社会中亟待长成的力量所能接触到的历史，不再仅仅是宏大的，而是个体的，爱恨情仇、风花雪月甚至鸡毛蒜皮的。
“一个人的离开，就意味着百年后的历史少了那么一个纬度”
越来越多的老人走到了镜头前，民族记忆的拼凑版图越来越壮大。
然而崔永元的团队却一点不敢“怠慢”，他们往往在和老人的生命赛跑，团队曾经连续多天每天4小时采访谢晋，然而就在采访后的第15天，谢晋走完了充满传奇而坎坷的一生。
11年间，4000名采访者中有1000多位陆续去世，他们平均年龄85岁，最大的106岁。有些人还没赶上采访，就已经去了。
“做口述历史和电视节目不同，做电视这个嘉宾不来，咱就换一个，而这些老人的离开，就可能意味着，几百年后人们所看到的今天，就少了那么一个纬度”。
崔永元团队的记者们在采访时要时刻关注着受访者的精神状态，今天累了立马停，明天继续。时间长了，老人成了团队成员挂念的老者，他们病了记者们会去探望，甚至家里的窗帘沙发坏了，记者们也会充当维修工，有时在老人家拍摄时间长了，他们还交了电费。
然而让这些老者走到镜头面前回忆历史，并非易事。
有些老人怀疑记者的“居心”，他们不愿冒险“出卖”自己珍贵的记忆，宁愿将秘密带进坟墓，有些人愿意和记者随时聊天，但始终不愿意面对镜头，记者们要做的就是和老人交心，他们经常这样说：“我们拍你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拍下来留给后人，留个历史。”
绝大部分老者被说服了。
2012年2月，崔永元与母校中国传媒大学达成协议，用后者提供的8000平方米独立大楼，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历史博物馆”。如今，崔永元的口述团队已持续收集包括战争、音乐、外交、留学、知青等六个以上门类的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足迹遍布全球大部分地区，收集了超过300万分钟以上有价值的口述历史影像，30万件稀有历史实物。
一位曾经的抗日锄奸团老者，当年他还是一个学生，刚开始杀了日本人，被日本人抓进大牢，1945年被放出来后又刺杀了国民党大员，再次进入大牢，新中国成立后又被释放，然而在三反五反中又三进宫，他对崔永元说：“我没有少年，没有青年，没有壮年，没有成年，只有一个童年一个老年。所有时间都在监狱里面度过。”
“现在我有4000个参照，你随便从里面抽出来都是九死一生，哪轮得上你焦虑呢。”崔永元说。
“有一天它的价值显现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崔永元是谁了”
11年间，口述历史团队花掉了两亿，大部分是十几个大户倾囊相助，但投入和产出远不成正比。
2002年，崔永元曾经想当然出门吆喝“口述历史”，在他心里这类片子肯定比电视剧赚钱，然而电视台这样回复他——纪录片500一集，小崔做的就1500元吧。
崔永元当时懵了。
300万分钟的口述资料，只有极少素材做成了纪录片并且广为人知，比如《我的抗战》、《我的长征》、《我的祖国》。而绝大部分素材，束之高阁为后人享用。
这也是崔永元最怕公众误解口述历史的地方，“口述历史不只是纪录片，它是世界各国广为应用的一种‘公众记忆’式的历史记录方式，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学科、方法，有教材、执行手册。”
最困难时，团队曾经四个月发不出工资，有一部分人开始不理解他，甚至抱怨。于是2010年，崔永元决定对自己创建的公司分级，有专门做电影电视剧的公司，而清澈泉公司只做口述历史，所有员工自由选择。
崔永元很少对外界感叹筹资的艰辛，对于捐助者不计无底洞的无私帮助，崔永元心生感激，他很清楚这其中包含着对他的巨大信任，“他们知道我肯定会把钱都扔到口述历史里”。
也有人建议崔永元，握着这么多珍贵历史资料完全可以包装上市，卖个好价钱，而他认为像其他国家的口述历史资料大多是无偿使用，他也要在中国开这个公益先河，而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历史博物馆，就承担这个使命。
2013年8月，由崔永元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永源公益基金成立，由企业家冯仑、江南春等担任理事，公益基金将把85%的基金用于口述历史相关工作，“我从一个公益慈善发烧友变身为专业人士了”。
基金会采取预算式筹款，预计两年后将建成整套的局域检索系统，并且面向公众开放，公众可在线查阅包括图片、视频、音频、文字在内的前期口述内容。该项资金将资助出版口述历史学术书籍，基金会还将为口述历史受访者设立紧急救助金。
“它（口述历史）的价值今天还看不出来，但有一天它的价值显现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崔永元是谁了。”
“历史没有真相，只有更接近”
越接近历史，崔永元越发现被掩盖的“真相”。
历史教课书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淞沪会战里的“800壮士”，然而当崔永元的团队采访到了其中三位壮士后，才知道那天是为了对外壮大士气才谎报兵数，实际上连400人都不到。而“800壮士”如今只有一位还在世。
有人觉得崔永元想为历史“翻案”，他和他的团队经常要面对外界的一个质疑——你能保证你手中的口述历史就代表真相？
“我们做的是口述历史的奠基工作，是在为学者的研究提供资料，其实我觉得，一个用心的历史学者，把它们都结合起来研究出来的结论，有可能更靠近历史真相。没有什么历史真相，所谓的历史真相就是谁能更接近。”崔永元如是说。
所以他一直要求团队“绝对不准在片子里下结论，不准有华而不实的文艺腔，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然而这个规定实施起来，并非易事：“非常难，他们（团队成员）都是在传统历史教育下长大的一群人，如果不是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思考，很难做到平心静气地看待历史，理论上我们最后出来的片子也没有做到平心静气，现在我们已经停止做纪录片了，专心致志搜集口述历史资料，因为我觉得匆匆忙忙做出来结论是对后代不负责任。”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口述历史，有人打趣道：“老崔，你多了很多竞争者！”
提及“竞争者”，崔永元觉得，这种提法还没让他那么开心，“只是多了一些同道中人”，说这话时，他嘴角一弯。多么熟悉的表情。
链接
致敬辞
他拍老电影，走长征路，寻抗战史，这一切都与他的主业无关。他是小崔——永元。他发掘保存民族记忆、打捞历史文化碎片，通过影像让人们勿忘历史。
声音
“我们做的是口述历史的奠基工作，是在为学者的研究提供资料，其实我觉得，一个用心的历史学者，把它们都结合起来研究出来的结论，有可能更靠近历史真相。没有什么历史真相，所谓的历史真相就是谁能更接近。”
——崔永元
十年大事记
2002年，崔永元在做《电影传奇》时，逐渐研究并探索口述历史，并致力建立“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
2010年8月，崔永元宣布从库里拿出不到千分之一的内容制作的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在网络首播。崔永元为《我的抗战》总策划。
2012年2月，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用以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2013年8月，由崔永元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永源公益基金成立，该项资金将资助出版口述历史学术书籍，基金会还将为口述历史受访者设立紧急救助金。
2013年12月17日，崔永元在个人微博透露正式入职中国传媒大学任教，教授口述历史研究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