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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依次为：
彭森、洪虎、贺铿、侯云春、魏建国
赵晖、张红宇、方言、刘俊、黄世再
彭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
新型城镇化当务之急过三关
推进新型城镇化当务之急要过三关。第一关是土地关。我觉得“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这个财产权利主要表现在土地。一方面要健全统一的城乡统一用地市场，农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另一方面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公开、公正运行。第二关是户籍管理，要着眼于城乡基本服务的均等化，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思路上调整方向，就是对户籍制度去户籍化。第三关是法制关，积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洪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原省长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再思考
究竟我们城镇化的道路怎么选择，现在大家都是拿国际发展的经验来讲，发达国家走过了这个路子，现在国际平均的城市率是多少，这个东西难道就是我们的目标吗？后发的国家难道就必须都要走这样的路子吗？中国城镇化到底特点是什么？我们需要考虑考虑。我们是后发的国家，后发的国家走城镇化的路子，第一要吸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第二要考虑后城市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劲地提高城市化率。中国13亿人口，人均资源相对贫乏，在这样一种制约因素下，城镇化必须考虑中国的特点。
贺铿：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
坚决反对造城运动
新型城镇化究竟怎样在“新”字上下功夫呢？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决反对造城运动，防止大建新城之风。其实由发展大城市向发展小城市这个方向走，已经是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两百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一个特大的伦敦市。伦敦的雾霾唤醒了欧洲人。在19世纪末，社会学家霍华德就提出了“田园化城市思想”，他构想的城市周边都是农村，范围大约是6000亩地，一般是3万人的规模，有齐全的产业和生活设施。尽管一百多年来欧洲的城镇化并不是按他这样机械地走，但是这个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城镇化。现在的西欧除了伦敦和巴黎再也没有特大城市了，而是田园化的小城镇，非常优美。
侯云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新型城镇化须形成产业支撑
但是，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如今这种体制下面要想搞产业支撑，就得上工业项目。这和我们的税收体制有关系。我们是以增值税、营业税作为主体税种的间接税为主。而不是像发达国家以所得税、财产税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主是在流通和生产环节中征税，哪个地方不搞这些东西不搞退税，就没有财政收入。如果是从最终环节，消费税、房产税、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当中获取财政收入，哪个地方有人，哪个城市宜居，哪个地方城市好，就可以拿到退税，使得不仅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服务业也能够支撑这个城市的发展。
魏建国：中国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
城市群做不好会成“散黄蛋”
国外的中心城市，它对周边城市有着很强的溢出效应。但是中国的城市没有这种溢出效应。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就是因为GDP在里面发生了作用。中心城市，我把它比作成一个蛋黄，一个鸡蛋的蛋黄应该有溢出效应。但是我们中心城市的市长们的理念是它不仅仅是蛋黄的想法，它还惦记着周围的蛋白。而且周围的辅助城市是蛋白，但它也不满足自己是蛋白的地位，它想做蛋黄。所以我说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中国城市群就会变成“散黄蛋”，散黄蛋是孵不出小鸡的。
赵晖：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
城乡人民都要安居乐业
“三中全会”提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目前我们国家的城乡差距，依据2010年的数据，人居环境的差距是巨大的，例如集中供水，自来水普及率，城市几乎是百分之百，农村是60%。还有污水处理，城市是82%，但农村的污水处理只有6%，100个村庄里只有6个农村污水得到处理，而且人均的市政投入差距很大。根据国际经验，农村建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农田建设阶段，二是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三是田园风光保护、休闲设施的建设阶段。目前，我国尚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期。
张红宇：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助力新型城镇化
对农村而言，城镇化过程中，怎么样使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并行不悖。其中很重要的是，需要深化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农民怎么样退出农业，二是农民如何进城。
农民怎么样退出农业，也就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中农业怎么办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今年的1号文件，我们聚焦于农业新的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特别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包括合作经济和企业经济，这本身就表明在农业、粮食得到恢复的情况之下，经营农业、经营粮食，包括经营农产品，完全可以动员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
方言：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
城镇化与现代农业互生共进
现代农业对于中国来讲任重而道远。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快和美国、日本的快是不同的，美国和日本城镇化发展速度快的时候，都是农业基本上实现机械化的时候，而中国农业机械化相对来讲是低水平的，我们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都被国外的农机供应商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展城镇化，要考虑中国的背景。
刘俊：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谨防三个错误倾向
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需要特别注意防止几个错误倾向。一是一定要防止通过股份制改革，推动可能会导致农村土地变相私有化这样一种倾向；二是要注意农用地的非农化问题，一旦允许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肯定能够释放出大量的土地价值，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利益的诱逼会给我们的管制带来非常大的障碍；三是要防止利用多数人的法律规则侵害少数人的合法权利。
黄世再：大中华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
建言土地流转证券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的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新的土地政策内容的颁布，让农民的土地市场化，解决了同耕不同地的问题。
然而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人口的城镇化。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我的建议是能否考虑证券化，对农民的土地提供产权证，记录每户农民土地的使用情况，将土地投入市场交易，给予农民民主自由的选择权利。
同时，我也主张鼓励民营企业更多参与城镇化建设，让农民把土地使用权作为入股，组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股份制合作社。在未来的经济收益分配时，农民按照土地分红，年年有，一辈子都有。或者，农民也可以在企业工作，按劳分配。
《小康•财智》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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