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所乐 这间活动室虽然简陋，但它不仅给老人们提供了独立的活动空间，而且提升了老人的社会地位。图为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的老人们在活动室里活动。
作为边缘化群体，湖北洪湖渔场、新贺等四个村的老人通过参与老年人协会实现“自我救赎”，这个“低消费、高福利”的试验，在默默进行了十年后，终于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关注
地处江汉平原的洪湖市，冬冷夏热。一间破旧的活动室，夏天依靠轰鸣作响的电风扇输送凉风。冬天，这间没空调没暖气的屋子只能依靠人的体温维持温暖。然而，这里每天都有地方戏咿咿呀呀的婉转唱腔。老人们坐在长椅上，一台56寸的液晶电视、一台DVD播放机给他们带来不少欢乐。旁边四张牌桌上，玩纸牌或玩麻将的老人也个个神情投入……
不足50平米的活动室略显拥挤，条件也十分简陋，但老人们似乎很享受在这里的时光。“我每天都来这里‘上班’，上午十点报到，下午四点离开，几乎没有迟到早退过。”77岁的洪湖渔场村民刘贻耀说，这个习惯他保持了十年。
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就依靠这样一个由村部会议室改造的简陋活动室和一些简单的音响设备、娱乐设施，悄然改变着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和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一样，位于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的新贺、贺集、官桥三个村的老年人协会也平稳走过了近十年。
“边缘化群体”的自我救赎
洪湖渔场、新贺、贺集、官桥四个村均属中部地区的普通村庄，老年人人口比例都超过了老龄化标准。
2003年开始，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贺雪峰（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在这四个村调研并发起建立了老年人协会。此后每年，他都会向每个协会捐助5000元活动经费。
洪湖渔场支部书记胡学桂介绍说，老年人协会已经做到了“制度上墙”，每一笔开支都有细账，管理班子也是民主选举。
据介绍，老年人协会以村为基本单位进行活动管理，由民主选举的理事会作为日常管理机构，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财务、出纳及理事会委员（监视委员）等组成，理事委员一般一个村民小组安排一个。
“除制度之外，协会领导成员具备较好的管理经验和较高的威信也至关重要。”胡学桂说，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会长肖心广就曾是该村的老书记，对渔场情况熟悉，并且威信高，自协会成立起他就一直担任会长一职，而这也是协会平稳运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桥老年人协会副会长杨化武今年71岁，他曾在当地镇政府企业管理委员会担任过副主任。文化较高，表达能力较强的他担起了协会的外联外宣工作，与工作细致、负责的会长王明早形成了“一内一外”的分工。
“除了每年送一笔5000元的经费，协会的运转我基本不插手。”贺雪峰说，“但十年来，这四个老年人协会运行得都比较平稳。”在他看来，老年人协会以老年人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来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是中国养老体系非常有益的补充。他同时强调，从根本上说，这只是“老年人作为农村边缘化群体的一种自我救赎”。
胡学桂也对这种“边缘性”感受颇深。老年人协会是独立于村“两委”之外的民间组织。村委会为老年人协会提供活动场地、水电费用，但“上级没给过一句肯定的话”。
在官桥村，当《小康》记者向支部书记杨必清询问老年人协会的工作情况时，他并不愿意多谈。他反复强调，老年人协会独立运行，他并不了解详情。
“老伙伴们”的所乐与所为
据肖心广介绍，洪湖渔场老年人活动中心每天有四五十位老年人在活动。如遇下雨天，老年人数量甚至超过100人。官桥老年人协会在农闲季节也会迎来上百个会员参加活动。
老人们每天主要的娱乐项目就是看电视、打纸牌和聊天。肖心广说，“春节期间，我们的会员还组队进行龙灯表演，大家精神头可足了。”
官桥老年人协会的节目也是丰富多彩，该协会老年人组成的腰鼓队、歌唱队、舞蹈队还曾在沙洋县全县巡演。
“老年人协会给村里的老人解决了大问题。”说起老年人协会带来的变化，杨化武眉开眼笑。“有了一个活动空间，老伙伴们就可以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心情好了，身体也好了。”
“老年人协会不仅能让老人‘老有所乐’，也能让他们‘老有所为’。”贺雪峰教授说。
“在以前，子女不孝、婆媳不和的事情时有发生，现在几乎没有了。”胡学桂说，这是老年人协会给当地社会风气带来最直接的变化。
据介绍，洪湖渔场的芦三伢以前经常与母亲吵架，村干部也无法介入。老年协会成立后担起了调停人的角色，会长肖心广亲自登门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之后，芦三伢再也没跟母亲吵过架，变得很孝顺。”肖心广对此颇为满意。
除了直接出面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外，老年人协会的存在逐渐形成一种持久的“舆论震慑力”。胡学桂解释说，在共同的活动空间里，老年人互诉烦恼。如果有子女不孝，协会马上介入调停。这里的村民好面子，不孝的子女经老年人协会传开就会遭人议论，久而久之，子女都开始尊重老人。
除了日常活动外，老年人协会还形成一套重大活动制度。其中包括，每年召开重阳节大会、给做寿的老人送贺礼、吊唁过世的老人、看望重病和生活困难的老人。
“老年人协会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增加了老年人的精神福利，也有效维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抑制了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发生。”杨化武说，“这是我们老年人的‘春天’。”
在贺集老年人协会成立时，时任会长韩承贵就曾无奈地说：“很多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如今，新贺、贺集、官桥等村的老人说，由于有了老年协会，老人不会再喝农药、上吊、投湖自杀了。
“低消费，高福利”试验
老年人协会的创办并非贺雪峰的凭空设想。他的团队成员说，这是借鉴“温州经验”后的成果。
2000年前后，贺雪峰率队在温州调研时发现，那里几乎村村都有老人协会。老人协会不仅从事经营性的行业，而且为老年人提供了交往空间，维护了老年人的正当权益，从而提高了老年人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
受此启发，贺雪峰便思索着是否可以将东部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协会移植到中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
2002年，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驻点负责洪湖渔场的小康建设工作。他们邀请贺雪峰及其团队参与这项工作，贺雪峰即提出建设老年人协会的建议。
此后，贺雪峰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与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共同出资，为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购买了彩电、影碟机及其他一些娱乐设施。2003年5月24日，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正式开张运营。“受到洪湖实验成功的鼓舞，2003年底，我们到湖北荆门三个村调研建设老年人协会的可能性。”贺雪峰说，“相对洪湖渔场来说，荆门农村老年人的地位更低，相对处境更为恶劣。在这三个村，几乎每年都有数位老年人非正常死亡。”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该中心协调在这三个村成立老年人协会，选举了理事会及会长、副会长，并多方筹资为每个村各补助4万元用于修建老年人活动中心。2004年初，荆门沙洋县高阳镇三个村活动中心全部建成，老年人协会正式运作。
“老年人协会不仅为全村老年人提供了活动场所和空间，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而且对村中中青年人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使中青年感到未来有预期，生活有奔头。”贺雪峰教授说。
“老年人协会的投入很低，但却给老年人增加了许多的生活意义和福利。我每年给每个老年人协会的标准是5000元，平均每个老人每天不过0.1元钱。”贺雪峰教授认为，这种转移支付是最有效率的投资。在他看来，全国有2亿老人，全部集中供养并不现实，而保障性的体系需要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而逐步实现。在不改变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如果国家财政愿意出这样一笔钱，即为全国70万个村，每个村投入5000元，每年35亿元，就可以让全国所有农村老人享受这个虽然品位可能不高，艺术价值也不高，但却是非常实在的福利。
“这四个协会十年的平稳运行和所收到的成效证明，老年人的这种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模式是具有生命力的。”贺雪峰对《小康》记者说。
“运动式的推广是不行的”
用杨化武的话来说，老年人协会其实就是一个“孤儿”。十年运作最主要的经费都是来自贺雪峰教授，“如果哪一天贺教授不给钱了，我们就彻底‘断奶’了。”
杨化武显得忧心忡忡。随着物价不断上涨，老年人协会的经费越发捉襟见肘。而这种情况在其他三个协会也同样存在。
杨化武给《小康》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协会一年的房屋维修费大约1000元；电费600元；给干部的值班费，每天4元，一年大约1500元；夜班每年固定支付800元；重阳节大会给老人发放礼品，大约1700元；给老人过生日，一次110元左右；老人去世要买花圈鞭炮，大约36元，最多的一年有18个老人去世，今年上半年也有8位老人过世；此外协会娱乐设施，如腰鼓、碟片等需要经常更换。
这笔数字已经远远超出了5000元。为了筹资，协会的舞蹈队、腰鼓队到全县巡演，可以赚到一两千元。“其他的办公和交通费用，我们只能自掏腰包。”杨化武说。
由于资金陷入紧张，四村的老年人协会都表达了“希望政府部门关注和资助”的愿望。
这种“孤岛式”的运行到今年5月份有了一些变化。一直默默运行的官桥老年人协会陆续接待了好几批来自省市县政府部门的领导。
8月底，《小康》记者走访官桥老年人协会时发现，各活动室的门口都挂上了一个很新的牌子，上面带有“沙洋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服务”的统一标志。
“这是镇民政办来人挂上的，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官桥老年人协会会长王明早说。
其实，2011年开始，湖北省就已经在鄂州、仙桃、潜江、枝江和钟祥5市展开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的试点工作。2012年年初，湖北省民政厅正式下发《关于开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工作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在全省开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工作试点。
据湖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彭文洁介绍，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湖北省已经建立起850多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中心，建立9000多个老年人协会。彭文洁说，湖北省民政厅推行农村老人互助养老服务，一方面是吸收了贺雪峰教授等学者的理论和实验成果，另一方面则是落实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要像对待自己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一样关心农村空巢老人”指示精神、结合湖北省情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创新之举。
按照湖北省民政厅的要求，互助式养老要完成“五个一”建设：建设一个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动中心、成立一个养老服务互助协会、配置一套满足基本服务需求的设施设备、建立一套日常活动管理制度、形成一个正常运行的长效机制。
对于政府部门正式推广的“互助养老模式”，贺雪峰认为，“政府的重视当然是好事”。但他有一个顾虑，“互助养老”更多关注的是老年人的精神层面，还必须在实践中逐步完成功能，增加投入，解决老年人多方面的养老服务需求。
在贺雪峰看来，如果解决了三个问题，政府就基本可以做到“支持一个，成活一个。”这三个问题分别是：有一个固定的场所、选一个得力的班子、有一个固定的资金渠道。
“运动式的推广是不行的。”贺雪峰说。
《小康》201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