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选择默克尔，就是选择了安全、稳妥、自制和秩序。德国人在她的身上看到了那些让他们感到亲切熟悉和踏实的品格。这一切都决定了默克尔现象是根植于德国的政治与社会土壤之中
那位来自德国东部的女博士、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如今再次执掌这个国家的政府。
德国联邦第18届议会选举结束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以41.5%的选票优势成为本届大选的最大赢家。社民党的支持率虽略有上升，获得了25.7%的选票，但与其预定的目标相差甚远。自民党仅获得4.8%的选票，没有达到进入议会5%的门槛，被踢出联邦议会。
上一个执政周期，默克尔政府使德国平均薪酬水平提高了3.6%。稳定的经济表现使德国国债收益率长期维持在低位区间，甚至一度为负值。80%的德国人认可她的执政政策和处理欧债危机的做法。
年轻时的默克尔或许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登上这个国家的权力顶峰，谁能想到德意志的女总理当初的博士论文竟然是关于碳氢化合物反应的速度常数计算？总之，她做的不是政府经济预算的论文。
但没关系，这不妨碍她管理那些会做经济预算的人。2005年，默克尔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四年后，成功连任。
而今，再次连任。
默克尔，为什么依然是她？
必然之中的偶然
“默克尔现象”背后揭示的是德国政治与经济的本质。
在关注德国问题的学者胡琨看来，德国的政治光谱从右向左为自民党（小政府小福利）、社民党（大政府高福利）、联盟党（在战后是坚定的社会市场经济拥趸）。从1949年到1969年，德国经济在联盟党的治理下得以腾飞。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百姓对社会公正的期许程度不断提高，希望国家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负起更多责任，所以就经济政策领域，德国出现了一个向右转的倾向，希望有更大的政府、更多的福利，而社民党的政治主张迎合了这种变化，导致1963年开始社民党不断进入内阁，直到1969年赢得大选。
此后，在选民意愿和社民党自身驱动下，德国市场经济开始向大政府高福利方向发展。
然而，货币政策摇摆不定，市场无法得到保障，加上石油危机的冲击，导致长期的滞涨，而此时，若削减福利，社会和选民会有波动，影响执政地位，但是一味讨好选民，就更没有办法改变糟糕的经济形势，所以1982年以科尔为首的联盟党人再次竞选上台，回归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路，“降低国家支出，减少税收，放松管制，反对官僚主义化和推进私有制，上世纪80年代德国经济在科尔的推动下发展得特别好，为两德当年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胡琨表示。
但两德统一之后，科尔下台了，缘于百姓厌倦了他，但是施罗德上台后，也开始对国家福利大规模削减。所以，胡琨觉得默克尔是延续了施罗德社民党政府的基本路线而已。为什么在各种危机的冲击下德国经济还能那么坚挺？“坚持回归市场经济模式是正确的。而且这种政治实践取得了成功，让德国的政治精英和老百姓也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可行性，所以经济政策回归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在德国是大势所趋。”从这一点来说，默克尔的政党只不过是顺应了社会与市场而已。
同济大学教授伍慧萍对此有独到见解。在解释默克尔的制胜法宝时，她认为更多应当以必然的论调来分析判断，对于默克尔这样一个极富理性的政治人物而言，她的成功在于审时度势，正确选择竞选策略。
经过了两届联邦总理任期的历练，默克尔表现出了出众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作风硬朗而又不失灵活性，稳健而全能。她在几乎所有议题上经验老到，凭借其理性、冷静、善于协调的执政风格和亲和力，在国内的威望和人气无可替代，获得德国人对其执政能力的普遍认同和好感；当然，这样的个人魅力再加上大环境助推，默克尔几乎没有不胜利的道理。伍慧萍称，默克尔的背后是整体走势良好的德国经济，而这将直接决定选民的意愿。“选民对于默克尔政府的工作成绩满意，过去四年中默克尔领导下的中右翼联合政府经济成就斐然，经济数据和就业市场兴旺，出口强劲，德国是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欧元区经济增长亦出现回升，欧债危机已渐渐淡出选民的视野。”
如果你是德国选民，你会放弃她么？
更何况默克尔深悟争取民心的重要性，她所带领的联盟党近年来提出了最低工资标准、母亲养老金、刹住房租高企趋势等主张，这一系列亲民姿态赢得大量选民，侵蚀了左翼的政治对手社民党的选民基础。同时在大选中，默克尔坚持不增税的承诺，赢得选民支持。而在欧债危机中坚守德国利益，坚决反对“欧元债券”，在危机背景下安定人心。
一句话，两个字——人心。
“老妈”来袭 德国人选择默克尔，实际上就是选择安全、稳妥、自制和秩序。
德国之于默克尔
默克尔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整体：她朴素低调，但却以铁腕著称；她手腕灵活，但却信念坚定。这与德国这个国家的特质以及德国人的民族性有着很大关系。
只是，这是否也意味着默克尔的这种政治现象只能在德国成为现实？
伍慧萍从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种说法。
从国家层面来看，德国在西方国家中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政治文化，作为一个“迟到的民族”，德国很晚才建立了民主结构和步入现代，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包袱以及战后长期分裂的政治现实又促使这个国家不得不长期保持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的形象，在外交和军事等领域保持克制文化和低调作风。而作为在两德统一后迅速成长起来的政治领导人，默克尔又承袭了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和反战、民事强权、多极格局、多边主义、建立国际法和规制、反对单独行动的思想。两德统一使得德国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德国从未如此富裕、安全、强大过，在获得完全国家主权和正常化之后日渐自信，开始日益坚守和贯彻德国自身的利益和理念。
“而从德国人的民族性来看，有着良好的教育传统和综合素质的德国人始终看重内心丰富的精神生活以及个人行为的理性与节制。”伍慧萍觉得这一点在默克尔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她代表着联邦德国最正统的价值观和行事作风，不张扬，自我克制，勤劳务实，热爱秩序，理性思辨，稳妥而成功，而且难能可贵地同时保持了强硬作风和亲和力。相比于那些创建了丰功伟业的神一般的政治家，她更擅长的是踏踏实实进行理性选择和理性思辨，本着热爱秩序的习惯，她总是能从一堆凌乱的线索中理出最重要的头绪，并尝试将自己的结论整理成某种模式或者理念，坚定地推广输出给其他人，从而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而与因政治现金丑闻晚节不保的“统一总理”科尔截然不同的是，默克尔因其清廉、率真和亲民的作风取得德国人的信任和好感。
这样就不难理解此次大选之后就有人指出，德国人选择默克尔，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安全、稳妥、自制和秩序，“德国人在她的身上看到了那些让他们感到亲切熟悉和踏实的品格。这一切都决定了默克尔现象是根植于德国的政治与社会土壤之中。”
默克尔之于德国
作为一个善于学习的领导者，默克尔始终保持了务实的风格和灵活的手腕，执行了稳健的经济政策。但是，如果要谈论德国在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和在欧债危机中的出色表现，更多应当看到其他的长期性因素，而不仅仅是默克尔一两届政府的功劳。
伍慧萍建议人们将眼光向前回溯，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中可以独善其身，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前任总理施罗德在十多年以前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养老体制的改革，使得德国在危机到来之前就进行了结构性改革，例如得以以各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应对后来的危机。
值得强调的是，德国经济领域的一系列特点促成了德国经济的成功：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保障了市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大力发展机械、汽车、化工、电气等先进制造业，重视实业而非虚拟经济，这使得德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受到的冲击相对有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确保了德国经济即便在内需疲软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动力，尽管这一点最近遭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批评，但德国并没有打算放弃这种方式。
社会创新与进步的主体是企业，这一点在德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是在危急时刻，德国人依然能保持良好的素养通过企业正向推动社会前进，这其实也是默克尔能够成功的背景之一。在伍慧萍的观察中，在德国，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保持了合作主义的关系，这使得在经济危机期间雇主往往不解雇员工而将其转为短期合同工，而工会保持克制，放弃工资上涨的要求——这让德国某种程度上消弭了经济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的可能性。
另一个强大的背景则来自于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中小型企业是德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对于高风险的市场融资依赖性小；德国双轨制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德国经济培养了充足的资质过硬的专业技术工人；德国企业对于创新和科研的大量投入确保了德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有序的社会经济秩序下，默克尔政府可谓如鱼得水。
而在欧债危机中，默克尔政府又成功地将财政自律作为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将其推广到其他欧洲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默克尔坚决拒绝在欧元区引入欧元债券，将债务一体化，由此充分维护了德国的利益。此外，默克尔政府力挺欧元的姿态也是对于德国经济作出的一大贡献。
当然，新政府还将面临重重考验，对于欧债危机的政策发展方向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论之。用伍慧萍的话来说，默克尔政府欧洲政策的决策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政党的立场，国内对于欧洲一体化以及欧债危机的整体民意，经济走势，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德国国会的决议，欧洲民意，欧洲精英的意见，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使得默克尔在欧债危机刚开始时做出救助决定比较缓慢，而且在救助过程中坚持财政自律的原则，反对引入欧元债券，维护德国的利益。
但政治常常充满各种可能。伍慧萍认为，很有可能在第三任期内，“默克尔在欧洲政策上将会改变以前只是修修补补的做法，主动致力于拉动欧洲经济增长，减少欧盟层面的青年失业现象，解决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缺陷，包括倒逼南欧国家加速改革经济体制，提高经济竞争力，推动逐步建立欧洲银行联盟和金融监管，建设财政联盟。”
如此，默克尔要做的就是寻求欧债危机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若这条路走通了，她身后的评价可能不仅仅是目前的高度。
《小康》201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