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明确今后5年将连续重点督办农村垃圾管理工作，“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设想很完美，但却面临着选址难题和资金缺口
“垃圾围城”问题尚未解决，“垃圾围村”的问题又来了。
在城镇一体化的大旗指挥下，沿海城市的农民纷纷洗脚上岸，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洋房。然而，《小康》记者深入多地农村采访时发现，农村越来越富，污染却越来越重。生活垃圾在道路旁、小溪边随处可见，同时工业垃圾、人为的生畜养殖污染也日益侵蚀着农村环境。
毒垃圾渗入土地河流，不仅损害农村人的健康，也将污染城里人喝的水、吃的菜，最终将无人能够幸免。9月25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明确今后5年连续重点督办农村垃圾管理工作。“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设想很完美，但面对选址难题，资金缺口，广东省住建厅厅长王芃称“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说有非常大的难度”。
农村垃圾污染问题待解
“大亚湾开发区计划要在全区建100个垃圾屋，部分村庄还在筹备之中。”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副局长何思平对《小康》记者说，该项计划从2009年开始实施以来，区内大部分村庄都已建好了垃圾屋，村民自觉将家里的生活垃圾放在指定的垃圾收集点，农村环境得到很好的改善，目前该项工作进展顺利。
但在还没有实施生活垃圾处理的大亚湾老畲村，情况却令人担忧，在老畲村村尾还有一个大型的露天垃圾场，老畲村是大亚湾与深圳龙岗交界的村庄。“有一半属于龙岗，有一半属于大亚湾，在管理上有难点。”何思平说，大亚湾环卫局可以定期清理，可这个垃圾场还有一半垃圾来自深圳，这种“偷倒”垃圾的现象常常发生在三更半夜，环卫局对此竟无计可施。何思平告诉记者，他们曾多次与深圳龙岗区相关部门协商，但毫无结果。
事实上，跨市“偷倒”垃圾并不乏相似案例，东莞也曾被曝多次将垃圾偷倒到惠州博罗县、惠阳县等境内。
在被号称为“世界女鞋之都”的惠东县，吉隆、黄埠两个镇应属制鞋最集中的两个镇，繁荣的制鞋业让过去只有几万居民的吉隆镇和只有一万左右人口的黄埠镇，现在的常住人口都暴增到二三十万。堆积成山的垃圾堆随处可见。垃圾堆里除了有大量的塑料袋子、泡沫盒子、吃剩的鸡鸭骨头、旧衣服烂鞋子外，还有许多制鞋剩下的边角废料，甚至也有粪便。一到下雨天，这些垃圾就被冲进河里，枯水的时候臭气熏天。记者在河道两岸看到，一些周边餐馆的洗菜刷锅水、待宰杀的家禽粪便，都直接排进了吉隆河，吉隆河变成了堆积垃圾的臭水河、垃圾河。
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成为农村的通病，近年来，随着城镇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人口集中居住，生活垃圾也从可以自我分解的菜叶、餐厨垃圾转变为难以分解的塑料袋、瓶瓶罐罐为主。日积月累，堆积成山是必然之事。
除此之外，近年来，广东珠三角地区产业双转移，不少污染企业都迁移到粤西北地区，对农村环境也带来致命污染。
今年5月至8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广东省农村垃圾管理总体工作情况以及增城、从化、新兴、鹤山、乳源、兴宁等6个农村垃圾管理试点县（市）工作情况展开了全面摸底。
调研发现，广东省统一部署的农村垃圾管理工作启动近两年，许多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部分镇村没有开展垃圾整治，“垃圾围村”现象仍十分严重，在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保洁员配备、经费保障等方面均落后于全国。
选址都想离家远一点
今年年初，广东省政府将建设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列入十件民生实事，明确提出“各县（市）全部开工建设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或焚烧厂，各建制镇建成一座生活垃圾转运站，各自然村建成一座以上生活垃圾收集点”的目标任务。
10月9日，《小康》记者来到惠州市大亚湾澳头高洲村。沿着水泥路走进村子，每家每户都盖着两三层的小别墅，各家门前还有一个小院子，种着各种各样的植物，环境宜人。路边及墙角下并没有漫天飞舞的塑料袋，也没有发酵致臭的餐厨垃圾，高洲村主干道沿路每隔500米，就有一个绿色的垃圾桶，村民都自觉地将家里的生活垃圾放在附近的垃圾桶内。
在高洲村村委会旁边，建有一个大约十平方的垃圾收集屋，三个大窗口内放着三个大垃圾桶，前来丢垃圾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她家就住在附近，在收集屋附近的村民都不会像早些年前一样，屋内的垃圾扫到屋外就不管了。“搞好家门口的卫生也是自己得益。”村民们现在都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就近在垃圾收集点放垃圾。村里有两个清洁工人，他们每隔三天就将分散在村内垃圾桶内的垃圾收到垃圾屋，然后再由镇里的垃圾车运走。
像高洲村这样的垃圾屋，至8月底，大亚湾已建成65座，其中霞涌26座，澳头22座，西区17座。
但广东省人大调研组通过四个月的调研发现，截至6月底，仍有10个县（市、区）尚未完成无害化填埋场的征地，21.5%的乡镇尚未动工建设生活垃圾转运站，32.2%的自然村尚未建成生活垃圾收集点。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调研指出，今年年底前实现省政府“一镇一站、一村一点”的目标有较大难度。
“垃圾站要建，但一定不能离我家太近。”何思平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理，都想把家里的卫生搞好，却要远离垃圾站带来的臭味。因此，记者在高洲村看到的垃圾屋只能建在村委会旁边，“垃圾屋建在谁家门口都有意见，在村委会旁实属无奈。”记者见到的大亚湾新桥垃圾转运站更是远离居民区，周围半径500米以内几乎无人居住。
记者在新桥垃圾转运站看到，工作人员正把刚运来的垃圾倒进新型的垃圾处理设备，一摁按钮，处理设备就利索地把垃圾“吸”进去。垃圾经压缩后，被专业车辆及时运走，同时转运站处理池立刻封闭，并配有清水洗净地面，周边的臭味和环境污染大大降低，从旁边走过基本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垃圾处理站。从垃圾转运站旁边走过，并没有明显的臭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种垃圾转运站通过压缩、缩水作业，大部分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下水道，防止了其沿途洒漏污染道路；配备除臭系统，防止恶臭散发；在密闭站内作业，噪声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在技术上尽管达到了要求，但居民还是不想出门就见到垃圾站。”工作人员无奈地说，要建垃圾屋或者垃圾站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选址的问题，另一个是土地的问题。
如果村里原来就有垃圾收集点的话，只要投入资金在原地上改建就可以，这个相对容易，但事实上许多村原来并没有集中的地方，如今要新建一个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存在的垃圾屋或垃圾站，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自然不愿意。村民们相信“不管你采用怎样先进的技术，如何管理到位，都不如离我远一点为好。”因此，要新建一个站点，选址常常是最大的困难。每建一个垃圾屋（站），都要和周边居民做大量的沟通工作，只有村民们都同意了，才可以开工，对于大亚湾开发区来说，“钱不是问题”。
而对于土地问题，广东省政府已要求各市开通绿色通道，加快垃圾处理项目前期工作程序，各县“一县一场”项目要完成垃圾处理场项目的立项、环评、征地、设计等前期工作，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邬公权在9月25日的征询会上明确表示，“建设垃圾站场用地将采用绿色通道审批，绝对不会因为用地指标影响垃圾处理厂的建设。”
吞噬 2013年9月4日，广东省惠州市，位于闹市区边上的山坳内，聚集了大大小小上百家的废品回收站，住在周围的居民不堪忍受满山的翠绿被垃圾吞噬。
钱，到底是不是“问题”？
惠州大亚湾在未来的一两年内共要建成15座垃圾中转站、100座农村垃圾屋，何思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5座垃圾中转站，建设费用将近4000万元；100座农村垃圾屋需要300万元；整个区需要垃圾压缩机组4台，总投资约400万元；垃圾压缩除臭机组2套，总投资160万元；垃圾联体压缩箱15个、分体式压缩箱6个，总投资约650万元；环卫作业车辆包括垃圾转运钩臂车6台、机扫车5台、清洗车4台、吸污车1台、农村垃圾密闭式压缩收集清运车6台、城市垃圾密闭式压缩收集清运车5台，总投资约1300万元。
除此之外，各村已建立了农村保洁队伍，使广大农村实现了常态化的保洁。每个自然村平均配备1名以上保洁员，各街道、村委会设有1名农村环卫专干，大亚湾全区配有164名农村保洁员、30名环卫专干，由区财政分别按每人每月1000元和1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并对保洁先进村设有10万元专项的奖励金，全年投入保洁经费216.8万元。
“仅在硬件设施方面，大亚湾的资金投入便要超过6000万。”何思平说，对于大亚湾而言，资金没有压力，全由区财政负担，但同时他也表示，对于大部分欠发达地区而言，数千万的硬件设施投入，还有每年数百万的管理运营费用，这都将给地方财政带来不小的资金压力。何思平认为，大亚湾此举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并没有借鉴意义。
“千村工程”是汕头有史以来资金投入最大的一次环境卫生整治，去年初召开动员会后，市财政局立即拨付了8766万元，此外加上省各部门、区县和镇村各级的投入，目前汕头全市共筹集资金超过3亿元用于“千村工程”，但资金缺口依然很大。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根据调研的情况，每村要求建一个污水池，一个100万元，全市共860个村，光改造这一项就需要8.6亿元。然后还必须配套管网改造，治理的费用至少要翻一番。“最要命的是一个垃圾收集点要6000元，一个转运站要200多万元，我们要建3000个点、800多个转运站，这个资金缺口太大了。”由于土地和资金问题，项目“选址难、征地难、资金缺”的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全市规划建设的82座垃圾转运站，至今仅建成不到三分之一。
韶关市乳源县党组副书记黄寿生说，乳源县农村垃圾收集处理设施覆盖率达到70%以上。但由于乳源县财力有限，仅能够维持低水平的基本运作，无法将集中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且每年的资金缺口近2000万元。
面对因资金阻碍垃圾管理工作的情况，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表示，首先要完善整个收费指标，收费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因为“用别人的钱不心痛，自己掏点钱才是切身的”；其次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最后在政府支付为主的基础上，采取社会筹措渠道，通过市场化来协助解决资金问题。
《小康》201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