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角色的缺位，远离故乡的思念之情，饱受寂寞与压抑之苦……“临时夫妻”映射出的，是农民进城后的种种现实之痛
蜗居 猛一看像是LV的包，仔细一看是两块床单隔起的一个“家”，在周围工友床铺的包围中显得相当另类。这就是农民工夫妻临时居所。
十年前，如果有人问王艳，如何看待“临时夫妻”。她会说，“想都没有想过”，因为 “性是耻于开口的一个词”。
如今，当记者把同样的问题抛给现年38岁的她，这位从2004年便离开家乡贵州到广东打工的女人，会淡然地答道：“到广东快十年，什么没有见过，什么没有听过？”她说，自己姐妹们私下里都说“临时夫妻”那是“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处于黑暗状态但却可以理解。”
理解的基础，源自感同身受。
王艳本身就是“临时夫妻”中的一员。除“留守”在家的丈夫，外出打工的她还有另外一个男人。他是她的工友。
22岁结婚后，王艳在四年内有了两个孩子，当第二个孩子两岁多时，她只身前往广东，丈夫则留在家中。打工初期，她每月工资1000元左右，一年只有春节才回老家。“别说平时没有假期，就算有，为了省钱，也舍不得回去。回家一趟，起码花掉一个月工资。”
一年中，只有春节，只有一个星期和丈夫团聚，“你想想，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毕竟还是有正常的性欲望。”王艳记得，有一次自己发高烧，请了一天假没能上班，那天晚上，平时常打招呼的一个男工友来到宿舍看望她，并照顾了两天，直到她病好。
病中的“雪中送炭”让两个在外的“单身男女”有了更多的惺惺相惜。犹如干柴烈火，王艳和他有了第一次性关系，之后便是第二次，第三次……不久后，两人索性搬出厂里宿舍一同租房，在外人看来，他们进进出出，俨然一对在外打工的寻常夫妻。
他们有自己的小心思。“住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双方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彼此还可以相互照顾，一个人在外面呆久了，总想找个人说说话聊聊天，尤其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有个头疼脑热的，总觉得很凄凉。而且两人在一起，还能节省开支。”王艳说，省下的钱，可以更多、更好地贴补贵州那个家。“毕竟我们各自都还有一个真正的家庭，还有父母孩子，临时家庭里的开支基本是平摊的，偶尔男方会多付一点。”王艳心里，早对自己的两个“家”，有了“真正”与“临时”之分。
如果伴侣能在身边，也许没有人愿意去做“临时夫妻”，“临时”二字，是挣扎，亦是无奈。
只是，一人兼顾两 “家”，王艳有没有想过离婚，和眼前人再组一个家？
“为了孩子，也不会。”王艳答得异乎干脆。或许离婚这个念头，从没出现在她的头脑中。“想到家里的孩子，就觉得身上有一份责任，离了婚孩子也会被人说三道四。”王艳说，自己打工的厂里有几对像她和男工友这样的“临时夫妻”，这已是打工者圈里公开的秘密，但几乎没有人因为这种关系而离婚。或许，他们只是用暂时的满足与温暖，麻痹着长久的渴望与思念。
而这种麻痹，却让原本夫妻间的情份，愈发寡淡。“长年和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和家里的那个也就越来越陌生。”王艳说，自己的丈夫，很少会来广东看她。“如果来，我会事先把这里安排好，不会轻易让他发现（自己与另外一个男人生活）。”
只是，不是人人都有王艳这样的“好运气”，能在配偶面前瞒天过海，就有人被远远找来的丈夫或是妻子抓了把柄。“但也就是吵吵算了，在外的每个月把钱寄回去，日子还不得过下去。现在的人看得开，男女之间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几近不惑之年的王艳，话说得洒洒脱脱，眼神却有些黯然。
进城打工：寂寞空虚冷
王艳的洒脱，某种程度源自她的故事并非“孤案”，而人往往会将群体标准视作个人标准，以此形成“约定俗成”价值观。
今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曾做过洗脚妹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在一次记者会上直言，因长久分居，现在在城市农民工中出现了“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而这一情况已非常普遍。她说，“临时夫妻”导致农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也影响下一代的教育，导致两个家庭的不安宁。
“临时夫妻”的出现，或许是更开放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正常需求的反映——为了更好的收入，无数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城务工。但由于户籍、高房价等原因，很多外出农民工没法拖家带口，不得不和配偶分居两地。由于夫妻分居所带来的家庭功能的缺失，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需求，需要通过临时性的重组来弥补。而重组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农民进城后的种种现实之痛：夫妻角色的缺位，难以派遣的思乡之情，以及与整个城市的“不相容”……
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10年有近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有8487万人出生于1980年以后,占到了58.4%。这份报告还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消费更高但在城市中“缺乏幸福感”。
此前，在《工人日报》的一篇报道中则提到，我国有80%的外来农民工都处于性饥渴状态。有人还曾作过这样一项调查：有21%的男性农民工选择“找小姐”来释放性压抑，有18%的男性农民工性压抑时“整夜睡不着觉”，有18%的男性农民工通过喝醉酒来麻醉自己，进而忘却性压抑；还有25%的男性农民工通过“看黄色录像”、“讲黄色笑话”或“性幻想”来满足性要求，有5%的男性农民工性压抑时选择“强忍着”；有19%的女性农民工通过拼命干活来发泄性压抑，有21%的女性农民工选择找同事或当地社会青年“谈恋爱”，还有21%的女性农民工选择“自我解决”。
定位为农民工服务的大谷打工网曾在2012年发布《新生代打工者婚恋交友、两性观念调查报告》，结果表明：打工者普遍觉得“空虚寂寞冷”。这份超过1.8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见面难”成为已婚打工者一大困扰，其中已婚夫妇中有约三成人在同一座城市打工，超过六成人分居异地，而有些夫妻即使是在同一座城市，也因为企业相隔过远、休假日过少而较难见面。25%的受访者称夫妻双方半年见一次面，一年到头也很难见到的有13%。当无法面对面时，怎样和爱人沟通？36%受访者选择打电话，24%选择手机上网聊天，近三成受访者表示很少沟通。
当生理与心理的渴望，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时，组建“临时夫妻”成了很多打工者“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这也远远超出用“道德”二字简单评判的范畴。
只是，“临时夫妻”的确并非正常，也并不符合婚姻法。有专家就曾表示，以性为基础的感情是很危险且脆弱的，加之双方或一方有自己的家庭，一涉及钱和前途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分歧，甚至大打出手。另外，还有人担心，“临时夫妻”的蔓延，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家庭中处于更为弱势的孩子。
王艳为了两个孩子，始终不愿与贵州老家的丈夫离婚。或许，在她的小圈子里，她已经听说了太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临时夫妻”的一方选择离婚后，不仅留在家里的父母觉得丢脸，孩子更是抬不起头。很多留守子女在父母离异后，学业一落千丈，甚至变得沉默寡言。
为了孩子，一些“临时夫妻”如王艳一般与原配偶维持着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但心底却有着一份愧疚。一些母亲说，只有每个月给孩子汇钱的时候，心里才会舒畅一些，真正感觉到快乐。
留守在家：相思病与苦
早在2008年，女作家吴治平在《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一书中便写道，“‘临时夫妻’最大特点是不PK掉自己的配偶，而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吴治平也在书中记述了自己在调研过程中，所遇到的“临时夫妻”们。她所访谈的对象，并不是如王艳一般，属进城打工的一方，而多是留守在家的妻子或是丈夫。
四十来岁的女人“梅”，便是其中之一。梅的三个孩子还在读小学时，丈夫就去武汉打工一直到现在。他每年腊月二十几才回，初八就走，其余时间都不回家，怕花路费，怕影响出工，损失钱。
梅的丈夫在武汉建筑工地拉沙、拉砖、倒混凝土，每天干12个小时，住的是用三色塑料布在江堤上搭的棚子，棚里铺挨着铺，丈夫过去总不准梅去工地看他，他不想让妻子看自己的狼狈相。但梅有一次还是去了，丈夫带她到旅社里去住，打工的只能住15元一晚的私人旅社，条件很差，望着自己男人，梅说“实在是造孽”，回来大哭一场。
梅和丈夫结婚24年，离多聚少。吴治平问她：“你有‘相好’吗？”梅没从正面回答。“她歪头思忖了一会儿说：‘女人在家种田，最大的难处是挑不动草头和不会犁田耙田，这么多年，要是身边没一个帮手，说不定我会疯掉的。我也实在没办法，只好就这样凑合着过吧。哎，我不想说了。’”吴治平在书中如此记述。
梅的故事，或多或少反映出一部分留守妇女的内心缺失。而这种缺失发展至“极致”，或许就成了吴治平在调研中发现的另一个故事：地痞成为村妇“新偶像”。
在w村董家湾调查时，村妇女主任告诉吴治平，湾里共有13户人家，全湾家家户户的男性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媳妇留守在家。湾头不远处有一座小水库，被邻村一个诨名叫“三癞子”的男人签订了10年的承包合同用来养鱼。“三癞子”40多岁，是方圆几个村有名的游手好闲的地痞。自他承包这个水库后，董家湾就不安宁了，他今天从水库里捞一条鱼溜进这个留守妇女家，明天拎一条鱼溜进那个留守妇女家，不到一年时间，几乎把全湾的留守女人都玩遍了。
在和团队完成了一次千人问卷调查后，吴治平专门在博客上撰文——揭秘留守农妇的“分居病”，其中之一便是黑夜恐惧症，即留守农妇很多晚上开着电灯、电视睡觉。
农妇们怕黑，在于她们的丈夫外出务工期间，她们中有的遭遇过被抢，有的曾经被盗、被骗、被打、被骂、被骚扰，而她们即便受到欺负也不敢声张，怕丢人。“还有些留守妇女不得不容忍农村男性的粗痞话，甚至容忍他们把自己作为性侵犯和取乐的对象，在极度空虚寂寞的情况下，甚至经不住男性的引诱和骚扰而屈从。”
另外，留守妇女中还有一些人心理负担过重，担心丈夫的安全和健康，担心他们感情出轨。而这重重担心，使得她们的精神压力过大，常感觉孤单、害怕、烦躁、焦虑……
她们中还有一些因长时间不过性生活而导致性抑郁症，而留守妇女最大的生殖健康危险则是丈夫在外染上性病后传染给她们。
还有一种“分居病”，是婚姻亮红灯。留守妇女长期与丈夫分离，双方所获取的情感与性满足比普通家庭少，婚姻变得异常脆弱。
“她们的‘夫妻分居病’根源在于家庭离散，她们是社会问题的受害者。她们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寡妇’群体。”吴治平在文中如是说，在她看来，将寡妇二字打上引号是因留守妇女非真正的寡妇，她们有丈夫。“是谁让这些妇女变成了‘寡妇’？是城乡二元割裂体制，叫她们‘体制性寡妇’比较恰当。”
在学者梁鸿所著的《中国在梁庄》一书中，所提到“留守妇女”春梅，身上就体现着吴治平所言的“分居病”——担心外出的丈夫感情出轨，常常害怕、烦躁、焦虑……而春梅最终则用服毒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谈及春梅的死亡时，梁鸿说：改革开放，“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并没有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内。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临时小家庭，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
“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在梁鸿看来，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忽略了人心的东西。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吴治平《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及作者相关博文，梁鸿《中国在梁庄》。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链接）
数字速读
1260万去年年底教育部统计，随农民工父母进城、到城镇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达1260万。
10%近30年来，核心家庭占全部家庭户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以上，但1990年以来二代核心家庭户的比重已大幅下降，仅1990～2000年间便下降11.4％，夫妇核心家庭户的比重也在2000年后略有下降；一人户占全部家庭户的比重持续快速上升，目前已超过10％；三代及以上家庭户的比例自2000年后相比1982年和1990年均有所增加。
1/4每有四对人结婚，就有一对人离婚。民政部《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结婚登记1323.6万对，离婚310.4万对。
《小康》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