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介报在任时，不止一次在全镇的干部大会上说，如果干部们有艺术家坚韧执着精神的百分之五十，宋庄会更快腾飞
2012年，到了年龄线的时任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他选择继续留在宋庄，希望“把宋庄建成中国苏荷区”的梦想能够一步步走向现实。
然而留在宋庄渴望圆梦的胡介报，此后却看到了很多他不愿见到的场景。
2013年6月中旬，近20名宋庄艺术家集体静坐，对象却是成立八年、帮他们“摆平”过很多事的宋庄艺术促进会。静坐原因在于，艺术家们没有北京户口，孩子到了上学年龄不能办借读。而往年，靠“促进会”开出的一纸证明，孩子们便可上学。今年，“促进会”无能为力。
宋庄镇前党委书记胡介报 小堡村村委委员李学来
“被招安了吗？”
宋庄艺术促进会，或许也是胡介报宋庄梦想的一部分。
2005年，胡介报经过调研发现，之前的宋庄，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可称作“散养”。“过去的十年跟政府无关。他们租自己的房，画自己的画。政府没有把他们列入视线并发展起来，也没有一个组织能为这些人服务。他们缺少一个社会化服务的平台，你没拿他当回事儿，当宝贝。”经过研究，宋庄镇党委、政府提出要迅速搭建第一个平台来为艺术家服务，成为艺术家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
2005年，宋庄艺术促进会应运而生。
“当时我们还要办第一届艺术节，想给艺术家搭建一个艺术作品交流、展示的平台。”胡介报把他原来在永顺镇工作的办公室主任调到宋庄担任文化中心主任，这个人就是洪峰。
2005年9月，宋庄艺术促进会筹备会在当时“唯一一家不正宗的画廊”叫做前哨画廊，又叫前哨饭店举行。创始会员是最早来到宋庄的56名艺术家。洪峰被理事会推选为首任理事长，栗宪庭被选为副理事长。
宋庄艺术促进会当时的定位为：不是管理艺术家，是服务于艺术家，把艺术家的需求及时向政府沟通，政府及时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
当然，艺术促进会的成立也引来了一些艺术家的怀疑，有呼声说“原来是散养咱们，现在是不是要被招安了？”当年栗宪庭被推选为促进会的副理事长，但是他随即也获得了另外一个称号“宋庄的宋江”，以至于新创刊的《宋庄艺术》刊首语直接用了“被招安了吗”作为题目。
人们议论纷纷。
胡介报不得不再一次明确强调，“艺术促进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民间团体，起到政府与艺术家沟通桥梁的作用，还有直接为艺术家服务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为艺术家服务。”
宋庄艺术促进会成立了，但它没钱，于是胡介报又帮忙协调小堡村委会为促进会提供办公条件。
“过去的艺术家没人管，没人疼，没人爱”，胡介报表示，促进会成立后，至少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有一段时间，政法部门公安部门给宋庄下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艺术家赶走，“这些人容易生事儿”，但小堡村凭他们的本能还是保护了这些艺术家，当然，2004年以后，政府的态度转变了。
当时有很多穷困艺术家，特别是因病致困的艺术家生活急需帮助。胡介报让艺术促进会成立了一个文化艺术基金与文化产业公司，作为地区文化资源组织的平台，通过市场运作为艺术家提供服务。
2010年，艺术家周一斌因尿毒症生命垂危需要换肾，宋庄艺术促进会“为他治病筹集的捐款就53万元”，胡介报说，通过社会不断募集捐款，将周一斌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有些没有亲友关照的艺术家去世，他们的丧事也由促进会帮着筹办。每年的春节除夕夜，由促进会组织那些不能回家过年的艺术家集体过除夕夜、吃年夜饭，还要为一些拮据的青年艺术家、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送一份年货。
这背后，胡介报有他独到的体会“这么多年的接触中，我发现艺术家群体做人很真，很讲真情实感。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坚韧执着的毅力。”他不止一次在全镇的干部大会上说，如果干部们有艺术家坚韧执着精神的百分之五十，宋庄会更快腾飞。
促进会还建设了一个信息服务平台，建立了中国宋庄网站。外来艺术家要租个房，给孩子办学，都可以找促进会开证明，做协调。从2004年开始，宋庄镇政府规定各学校凡是艺术家的孩子入学跟村民同等待遇。“艺术家在这里有一种归属感，又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大家在这里能够心情舒畅充满激情地去创作。”胡介报说。
然而一个不得不被正视的问题是，宋庄艺术促进会2005年成立至今，并没有继续发展会员。艺术家们开始希望出现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我们的利益。”
作为宋庄的“老人儿”，2003年来到宋庄的艺术家王立则说，常年居住在这儿的艺术家想当个村民也没有资格。给艺术家搞一个准村民小组行不行？
“他们是宝贝，不是给社会添乱的人”
在《南方周末》的相关报道中，退休后的胡介报曾坦陈自己非常担心：退了之后，他怕促进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对于这个夏天艺术家们在促进会前的静坐事件，胡介报更是吃惊。他认为：如果自己还在位，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出现——即使上头有规定，“学校是镇党委、政府拿钱盖的，镇里让你收几个学生还不行？”
就在6月的静坐事件发生后不到半个月，7月6日晚，栗宪庭连续办了9年的电影培训班被叫停。
艺术创作的氛围究竟如何，或者说，对艺术家创作是否存在干预，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们谈及宋庄时不可绕开的话题。
“我们的行政管理偶尔也会有一些小错误”，在胡介报看来，“艺术家的作品记录了这个时代的现实，而我们的社会化管理跟不上。对艺术是个制约与冲击。”胡介报记得，栗宪庭曾经做了一个独立电影周，“那些片子我都看了，很有感触，这些制片人用生命的代价去深入重大事件发生地摄制珍贵资料，但我们的一些管理部门予以制止。”胡介报从而提出了一个反向命题——“相关部门为什么不买下这些艺术家的资料？你要买了就变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最珍贵的资料。这样做艺术家们还有一种实现感，他们会认为我为国家做了有益的事情。”
因势利导，如何变不利为有利——这成为胡介报对记者描述的艺术管理着眼点。在他看来，艺术家绝对是爱国的，每当国家大灾大难，大家都很积极地募捐赈灾。他强调，管理者对艺术区的管理要有一种换位思维、开放思维，还要有一种创新思维。“我觉得这就是我八年中发现的大问题。”
据王立则介绍，艺术家最早来宋庄是1993年，至今已整整20年。“宋庄当年聚集了被警察赶得鸡飞狗跳的一帮艺术家”，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堡村的崔大柏书记包括李学来面对警察经常性的“上门”，把艺术家们保护起来了。但当时的局面并不是很乐观，1993年到2003年间，村里是不让办展览的。“要办个展览的话公安局、文化局就来了。”
当初胡介报来到宋庄，开始研究“文化造镇”问题，王立则说胡认识到这些艺术家“是宝贝而不是给社会添乱的人。”王立则表示，宋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文化的多元化，在于它的开创性，在于它的创新能力。
“他正确对待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活了60多岁的王立则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曾经是小农经济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可是进入工业社会我们为什么落后了，说来说去就是我们的思想陷入了一个套子，我们对世界没有开放的心态。”
王立则觉得，从艺术的角度来谈，需要对艺术不干预。从经验的角度讲，他认为宋庄的成功不仅仅是对文化产业的一个经济行为，他更看重的是这个地区在政治上的明智、开放和包容，这个是宋庄最成功的经验，他觉得应该把宋庄看做一个成功的政治现实经验。
宋庄为什么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王立则强调“没有改革开放的背景，他胡介报来了也不行。”曾经，王立则带着艺术家们与宋庄当地的农民打了一场官司，那是2006年的10月，王立则被当地一家农民告上法庭，缘于三年前卖给他房子的农民反悔了，要求法院判决当初的买卖合同无效。彼时宋庄依然名气在外，当地房价地价也发生了变化，利益面前，农民做出了上述举动。此例一开，类似的案子就源源不断了，“当时政府就站在艺术家一边，来调解司法问题，调解农民的利益问题”，事实上李学来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的了解中，若不是李学来从中安抚艺术家并协调村民，恐怕也不会有现在的宋庄，最终北京市一中院判决，此类案件若房子被原房主收回，原房主需向艺术家支付三十万元的赔偿金——这不是一笔小数字。
“北京市对类似案件的审理办法改变了，出台了一个新的司法理念，由宋庄的官司影响了北京进而影响了全国，现在全国类似问题都是按照宋庄这个案子判的。”王立则一再说，“胡书记的支持是最要紧的，如果政府不支持，我们画家连发言权都没有。”他觉得，胡介报也许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他在执政理念与思路上值得推崇。“他对宋庄文化的政治意义在于，他正确对待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王立则给胡介报戴了一顶不小的帽子。
（《小康》实习记者武志泉对本文亦有贡献）
《小康》2013年第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