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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7月《小康》
  栏目:封面故事
王振耀:红会改革集中体现全社会的呼吁

★文 /《小康》记者 曹伟 北京报道

  民众对于红十字会以及红监会的诸多挑刺是件好事,能促使其和民间公益打“配合战”。大家希望红十字会改革,实际上是希望整个公共管理体制能进一步改革,这是全社会对改革的一种呼唤,集中体现在红会上
  
  红监会卷入红会的麻烦中,众多委员遭受了舆论抨击。作为从体制内高官转型为慈善专业研究人士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并没有被这些“负面”新闻所困扰,他相信清者自清。就当前公众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王振耀日前接受《小康》记者专访,一一进行解答。
  
  “红监会还处于学习阶段”
  《小康》:公众对于红监会的种种讨论,包括在这期间对于你和研究院的争议,怎么看待?
  王振耀:任何一个机构或者组织被外界讨论甚至是质疑,都是正常的,毕竟红监会才刚刚成立半年,这期间更是一个学习和完善的过程。目前我们这个委员会还只是咨询性监督,并非体制性监督,这种监督模式虽然相比以前是一种改革的尝试,但依然没有彻底斩断与被监督者的联系,必然会被外界质疑其独立性。
  《小康》:红监会目前的定位是否与当初的目标设想存在一定偏差,未来如何纠偏?
  王振耀:我们主要是战略层面,从体制改革上提供咨询建议服务,并无真正的监督职能。我建议未来红监会的发展应该想着几个方向转变:第一是真正地实现体制化,红十字会应向着成立监事会的定位努力;第二更进一步地推进社会化,要将更多的社会公众人物、媒体记者、一些对于慈善工作有着热情的人士邀请进来,共同发挥作用;第三,创新其他的监督方式,使其多元化。
  监督委员会的成立只是第一步,后续决策也要放开。比如台湾红十字会很开放,尤其是决策,很多有声望的人在台湾红会中是发挥作用的,形成一种官民互动的局面,执行层面和社会是有机联系的。
  民众对于红十字会以及红监会的诸多挑刺是件好事,能促使其和民间公益打“配合战”。
  
  “红会决策应该向社会开放”
  《小康》:不仅是红监会,对于红十字会的改革也是外界一直关注的,让其“去行政化”是大家谈得最多的。
  王振耀:大家希望红十字会改革,实际上是希望整个公共管理体制能进一步改革,这是全社会对改革的一种呼唤,集中体现在红会上。因此,其本身的改革不仅仅是红会的改革,更是公众对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改革的一种期盼。
  《小康》:赵白鸽副会长在近期也就红十字会的三重属性进行了又一次说明,这三方面应该如何协调?
  王振耀:红十字会一身兼具政府性、国际性和民间性三重性质,因此它的改革必定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交汇点。去行政化并不能一蹴而就,红会可以利用其和政府的关系,争取财政资金做几件公众能感受到的事情;红会决策应该向社会开放,最终政府性弱化,社会性和国际性大发展。
  《小康》:汶川地震后,民间慈善组织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这对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慈善地位,是否有影响?
  王振耀:它的地位的确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的变化。中国慈善领域从一家独大逐渐发展成“百花齐放、多元共治。”其实这种变化符合中国慈善领域发展的总趋势,话说回来“郭美美事件”在这期间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其实在这期间也让我们更多的公众以及组织,真正如何看待和理解“善”这个概念。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全社会学习的一个过程。
  现在这类社会组织规模偏小,提供的服务项目有限,因而很难得到政府和较大型基金会的支持,更不可能得到较多的社会捐赠,维持和发展难度加大。摆脱这一困局的出路在于,促进草根性社会服务组织走专业化之路。
  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社会功能上看,小型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都是未来社会组织的主体,具有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基本功能。这类组织贴近社会,了解大众的多样性需求,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以较快速度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
 
 

《小康》2013年第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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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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