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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7月《小康》
  栏目:封面故事
本期封面故事:红会革新难题待解

★文 /《小康》记者 罗屿 北京报道

  一切与红十字会有关的事件都首先被打上了问号。“百年老店”中国红会如何重拾公众信任,成为其自我革新的紧迫任务,如何完善制度建设、品牌管理、信息公开?或许,拯救红会也是拯救中国的慈善组织与慈善事业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官方网站上,5月27日,发出了一则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提出的应聘要求,无外乎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等等。而针对微博编辑这一岗位,任职条件也只是强调了应聘者应具有组织协调能力、写作表达能力等。
  但作为红会官微的“打理者”,仅仅具备这些显然不够,至少还得拥有一颗相对“强大”的内心。
  增加微博粉丝量,是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上任后的一个心愿。
  而从现在的情况看,赵白鸽不知该喜该忧。红会新浪官微粉丝总数显示23万,只是若点开每条微博评论,看到的几乎是满屏骂声,即便是6月16日发出的一条父亲节祝福信息,得到的也是很多网友的一个字评价——“滚”!
  
  “红颜”祸水,阴霾不散
  2011年夏天前,红会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即便谈不上高大伟岸,至少也有一种被“善”笼罩的光辉。这一点,从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一些数据,多少可以印证——当时,红会曾创下筹款奇迹,累计收到用于汶川地震的国内外捐赠款物合计人民币42.97亿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红会在汶川地震时的表现。他们紧急派遣6支医疗队和2支心理救援队赶赴灾区。据不完全统计,各省级红十字会共派出107批紧急救援队、37批心理救援队,为灾区近23万群众提供了紧急的医疗救援服务……另外,红会还充分发挥民间外交作用,协调安排德国红十字野战医院和俄罗斯、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医疗队180余人来华开展救援工作。这些行动为红会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然而,几年之后的雅安地震,红会表现依旧积极,但境遇却有天壤之别。2013年4月20日雅安7.0级强震发生两小时后,红会派出第一支队伍赶赴灾区调查灾情。当天傍晚,赵白鸽亲自带队赶赴震中芦山县,指挥红十字救援救灾工作。
  只是,这一次红会收获的并不是鼓励与支持,而是无休止的质疑与责骂。喝倒彩的大拇指倒竖图以及“滚”字,成了红会微博评论中,最频繁出现的字眼——无论其发布赈灾信息,还是呼吁外界捐款。
  而在最直观的捐款数额上,据报道,截至4月20日当晚,红会收到的捐款仅为14万余元,而民间慈善组织代表壹基金则达到2240万元,红会捐款仅为壹基金的160分之一。
  此后,类似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深圳市红十字会在当地莲花山公园正门为雅安地震灾区募集善款时,收到的市民善款寥寥无几,公园门口游客人来人往,但许多市民见到捐款箱后选择绕开或视而不见。而《小康》记者在张北县地方红会采访时亦了解到,在雅安地震时他们只收到几百元善款,而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则募捐到18.6万元。
  “三天毁掉一百年”,这曾是赵白鸽对1904年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的一声叹息,其间包含的故事或许已不需赘言。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发人们对红会的信任危机,此次危机甚至削弱了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热情。如今,“郭美美事件”已过去两年,红会数次否认与郭美美之间的关系,亦曾出具调查报告,试图重塑红会形象。然而,种种自救努力都收效甚微,红会一直处在舆论风口浪尖。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赵白鸽
  
  在雅安地震救援中,红会的表现其实并不差,但是如今一切与红十字有关的事件都会被首先打上问号。一个只有10块5毛的红会捐款箱、一篇新闻通稿的“考察”措辞、一名穿着红会马甲衫记者所戴手表,都会引发了网民热议。而关于红会或真或假的消息,也被一一曝出:从涉嫌向台湾红会收500万“进门费”,到中国红十字会是不是“国际红会成员”之争;从“红会工作人员灾区采购药品虚开高额发票”的老谣重炒,到艺术家汶川地震后8000万定向捐款被挪用的问题披露……
  而那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郭美美,如今个人介绍一栏写着商演、广告、影视以及淘宝店地址。在她自己作为实拍模特的网店中,所售服装最贵是500元连衣裙,最便宜是50元的包身短裙,店内所有货品的销售量均显示“0”。而她新浪微博认证已不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或者说,她的微博已不再加V。
  但在公众心中,几乎已把郭美美与红会“无缝对接”,前者稍有风吹草动,大家必要将二者关联。6月16日,郭美美在微博中发出前一日晚在澳门的奢华庆生派对组图再引争议。同一天,赵白鸽表示没必要多讲“郭美美事件”,因为红会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挑战。
  正如网友评价,当年的郭美美“开着玛莎拉蒂撞向了红十字会最痛的地方。”而这些痛处,才是问题的关键,或许也是赵白鸽所强调的“挑战”,比如赵白鸽认为红会应适应民众需求,努力让群众满意;另外红会征集资金、使用资金、公布资金以及对效果评估等工作都以法律为准则,使得其工作既满足群众的需求又能在法律框架下有序开展。
  
  自我革新,推进艰难
  很显然,红会需要自我革新。无论步伐大小、成效如何,“郭美美事件”的确成了倒逼红会改革的外因。
  当年,郭美美这颗“粉红手雷”引爆不久,赵白鸽由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调任红会担任常务副会长。此后赵白鸽一再表示,红会的管理链条中必须形成共识:“要赚钱的,你就远离。”
  外界质疑红会的透明度,红会的改革也从这里开始。2011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红会本意是促进公开与透明,使公众通过该平台了解红会的捐款管理、救灾流程及监督管理等工作。比如在栏目设计上,进入页面后首先可见捐赠查询、项目查询、财务收支审计报告等项目。点开捐赠查询,可输入捐赠人的姓名及时间、金额;点开项目查询,则可看到收支数据、援助项目、项目查询、相关资料等几个选项,其内还包括子选项。
  很遗憾,当年该网站的上线,并没有给红会的“自救”加分。
  比如有网友表示,在捐赠查询中输入“李连杰”,出现3个结果,分别是2010年4月22日“李连杰玉树赈灾”捐赠,4月23日“李连杰”捐赠,8月30日,“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捐赠,但都仅有区区数百元。而根据李连杰壹基金的工作小结,截至2010年4月22日,壹基金在青海玉树震区捐赠物资的金额就超过了200万元。
  另外,还有网友认为,信息平台公布的捐赠信息太过简单,“应该把每一分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具体到单位,个人都应该列清楚,只说种类,并无意义。”
  当时,红会给出的说法是,此次上线肯定还有很多地方不完善,把它抛出来,是希望接受公众的检验和批评建议——接受之后,公众期待的,自然是那个“改变”。
  到2013年6月,再次点开显示“试运行”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可查的仍是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的有关情况,至于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日本地震等捐赠信息及善款使用仍显示“建设中”。而同样在捐赠查询中输入“李连杰”三个字,出现的仍是前述三个结果,金额分别为400元、300元、230元。
  在红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不久,2011年11月赵白鸽曾作“慈善革命:都是‘郭美美’惹的祸?”的主题演讲,表态“要深刻地反思”。
  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红会再次成为舆论靶心,网上甚至出现“捐你妹”这样的调侃。
  2012年9月,赵白鸽表示,红会改革即将进入实质阶段,计划于2013年启动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当年10月中旬,红会公开选拔官员,拉开酝酿一年多的改革序幕。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称,改革阻力很大,特别是去行政化要侵犯太多人既得利益,推进维艰。
  2012年12月8日,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公众对“监督”二字的期待可想而知。只是,此后红监会也被搅进红会这趟浑水,当近日被曝出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后,以监督为己任的红监会,其本身的公信力也遭到民众质疑。加之重查“郭美美事件”,红监会亦未给出一个让很多翘首以盼的人相对满意的答案。
  或许,我们不该恶意揣度红会提出改革时的信念甚至决心,那很像一个知耻后勇者的最初爆发,尤其在很多细节之处,红会的确在尝试改变。比如“郭美美事件”后红会传闻频发,而赵白鸽总会辗转找到爆料人或媒体记者的电话,一一打电话过去,向其解释事件原委。
  就像当成都募捐箱内善款长毛事件在微博曝光,后又经《新京报》报道,红会一时又成舆论漩涡。据悉,在外地出差的赵白鸽与报道记者异地通话一个多小时,聊事件本身,也聊红会的问题和改革困境,却没有“以上对下”的要求。
  只是,人们更关心的是,红会最初的爆发式改革在现实的困境中会磨损多少、退让多少,最终会留下几分?
  据2013年3月《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成都募捐箱事件”曝光后一个多月,在2月5日的一次座谈会上,赵白鸽梳理2012年四个公信力危机事件的应对时,一位记者当场“炮轰”:“成都募捐箱事件”你们就说要开展募捐箱的清理和整顿,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为何迟迟没有结果。你们总是说做了很多事,但在公众关切的热点事件上,实实在在地做出改变来,大家才能信服。否则,别总诉苦。
  当时的赵白鸽据说有点尴尬。但在全部发言结束后,她还是表示,接受刚才那位媒体人的批评,全盘接受。只是,她依然没有给出整顿的时间表。
  
  消弭悬疑,公信重建
  关于红会改革,无论从其自身角度,还是专家媒体角度,都有过太多评述。
  2013年6月,参加第五届海峡论坛期间,赵白鸽曾就红会如何建立新时期公信力、如何接受监督等问题接受采访。她表示,红会将接受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四方面的监督,而社会监督目前主要包括社会舆论监督及红会社监会监督。
  而从公众角度而言,很多人还是希望,首先要把“郭美美事件”讲个明白。
  但时至今日,要重建红会的信誉,恐怕不是一个重查“郭美美事件”就能挽救得了的。
  《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在一篇媒体评论中直言:“在公众已经根本不信任红会的情况下,即使重查得出更多的隐秘,也无法使公众重拾信任,甚至公众还会怀疑重查过程。”
  和邓聿文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很多。在他们看来,红会的革新没有赢得公众喝彩,某种程度也在于它身份的模糊。红会如何去行政化?邓聿文在文中建议,在实践中可以设置一个妥善的方案,但方向不应动摇。即便一时无法去行政化,也须从立法和监管上强制其在公开透明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官办色彩。
  某种程度上,一个组织的信誉和公信力取决于其是否公开透明,而与它的官方组织身份没有直接关联,“从这一角度看而不考虑中国特殊的环境,红会是否去行政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做到独立和透明。”因此,邓聿文表示,目前政府可做的,是将红会章程和管理制度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问责机制,切实问责。红会则须定期将募集款项、救助活动及善款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公示,并将救助对象逐户公布。审计部门也要强化对红会的审计与督查,并把结果公之于众。
  邓聿文的看法,多少也代表了舆论呼声最高的关于红会改革的三项具体措施——执行到位的信息公开、去行政化、向民间慈善组织分流。
  只是如今的红会,就像一个走过百年却始终疏于维护的巨大机器。
  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红总会与地方红会的关系。中国有数千个地方红会。多年来,虽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地方红会的人财物配置没有任何决定权。但在普通人眼中,红会就是一个整体的品牌。红总会通过收回分会负责人的任命权,试图约束地方分会。但考虑到地方分会与地方政府紧密的利益关联,只怕难以真的奏效。“哪里出了事情,砰的一声,直指总部,大家骂的是红会这个统一体”,赵白鸽曾如此对媒体坦言,她甚至表示,自己的压力一度达到难以承受。
  “各地红会的领导不是总会任命的,仅这一条,就乱了。大家都在用同一个平台,任何一个线上的红会出事儿,红总会必须去回应,可平时你又没有管理权限,管不了人,管不了业务。”公益组织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对《小康》记者表示,他接触过的王汝鹏(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们,“实际上是很想干事儿的人”,“但即便你很想干事儿,这事儿你做不到,就没用。”
  由是观之,今日红会所经历的,并非孤立事件。如何完善制度建设、品牌管理、信息公开?某种程度上,拯救红会也是在拯救中国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甚至还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任何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红会革新亦如此。
  “红会是一辆车,推着它前进远比推倒它更有意义。”红会社监会委员之一刘姝威,曾在自己的微博上感言。在与红监会另一名委员王永一起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后,红监会亦卷入这场风波之中,令两名倡议者始料未及。
  5月31日,刘姝威又发布一条长微博,表示:贪官、庸官和无德的政治家都是老百姓的祸害。我们大家不论说什么,都是为红会好,为国家好,为自己好。
 
 

《小康》2013年第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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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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