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与红十字会有关的事件都首先被打上了问号。“百年老店”中国红会如何重拾公众信任，成为其自我革新的紧迫任务，如何完善制度建设、品牌管理、信息公开？或许，拯救红会也是拯救中国的慈善组织与慈善事业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官方网站上，5月27日，发出了一则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提出的应聘要求，无外乎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等等。而针对微博编辑这一岗位，任职条件也只是强调了应聘者应具有组织协调能力、写作表达能力等。
但作为红会官微的“打理者”，仅仅具备这些显然不够，至少还得拥有一颗相对“强大”的内心。
增加微博粉丝量，是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上任后的一个心愿。
而从现在的情况看，赵白鸽不知该喜该忧。红会新浪官微粉丝总数显示23万，只是若点开每条微博评论，看到的几乎是满屏骂声，即便是6月16日发出的一条父亲节祝福信息，得到的也是很多网友的一个字评价——“滚”！
“红颜”祸水，阴霾不散
2011年夏天前，红会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即便谈不上高大伟岸，至少也有一种被“善”笼罩的光辉。这一点，从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一些数据，多少可以印证——当时，红会曾创下筹款奇迹，累计收到用于汶川地震的国内外捐赠款物合计人民币42.97亿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红会在汶川地震时的表现。他们紧急派遣6支医疗队和2支心理救援队赶赴灾区。据不完全统计，各省级红十字会共派出107批紧急救援队、37批心理救援队，为灾区近23万群众提供了紧急的医疗救援服务……另外，红会还充分发挥民间外交作用，协调安排德国红十字野战医院和俄罗斯、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医疗队180余人来华开展救援工作。这些行动为红会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然而，几年之后的雅安地震，红会表现依旧积极，但境遇却有天壤之别。2013年4月20日雅安7.0级强震发生两小时后，红会派出第一支队伍赶赴灾区调查灾情。当天傍晚，赵白鸽亲自带队赶赴震中芦山县，指挥红十字救援救灾工作。
只是，这一次红会收获的并不是鼓励与支持，而是无休止的质疑与责骂。喝倒彩的大拇指倒竖图以及“滚”字，成了红会微博评论中，最频繁出现的字眼——无论其发布赈灾信息，还是呼吁外界捐款。
而在最直观的捐款数额上，据报道，截至4月20日当晚，红会收到的捐款仅为14万余元，而民间慈善组织代表壹基金则达到2240万元，红会捐款仅为壹基金的160分之一。
此后，类似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深圳市红十字会在当地莲花山公园正门为雅安地震灾区募集善款时，收到的市民善款寥寥无几，公园门口游客人来人往，但许多市民见到捐款箱后选择绕开或视而不见。而《小康》记者在张北县地方红会采访时亦了解到，在雅安地震时他们只收到几百元善款，而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则募捐到18.6万元。
“三天毁掉一百年”，这曾是赵白鸽对1904年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发出的一声叹息，其间包含的故事或许已不需赘言。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发人们对红会的信任危机，此次危机甚至削弱了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热情。如今，“郭美美事件”已过去两年，红会数次否认与郭美美之间的关系，亦曾出具调查报告，试图重塑红会形象。然而，种种自救努力都收效甚微，红会一直处在舆论风口浪尖。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赵白鸽
在雅安地震救援中，红会的表现其实并不差，但是如今一切与红十字有关的事件都会被首先打上问号。一个只有10块5毛的红会捐款箱、一篇新闻通稿的“考察”措辞、一名穿着红会马甲衫记者所戴手表，都会引发了网民热议。而关于红会或真或假的消息，也被一一曝出：从涉嫌向台湾红会收500万“进门费”，到中国红十字会是不是“国际红会成员”之争；从“红会工作人员灾区采购药品虚开高额发票”的老谣重炒，到艺术家汶川地震后8000万定向捐款被挪用的问题披露……
而那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郭美美，如今个人介绍一栏写着商演、广告、影视以及淘宝店地址。在她自己作为实拍模特的网店中，所售服装最贵是500元连衣裙，最便宜是50元的包身短裙，店内所有货品的销售量均显示“0”。而她新浪微博认证已不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或者说，她的微博已不再加V。
但在公众心中，几乎已把郭美美与红会“无缝对接”，前者稍有风吹草动，大家必要将二者关联。6月16日，郭美美在微博中发出前一日晚在澳门的奢华庆生派对组图再引争议。同一天，赵白鸽表示没必要多讲“郭美美事件”，因为红会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挑战。
正如网友评价，当年的郭美美“开着玛莎拉蒂撞向了红十字会最痛的地方。”而这些痛处，才是问题的关键，或许也是赵白鸽所强调的“挑战”，比如赵白鸽认为红会应适应民众需求，努力让群众满意；另外红会征集资金、使用资金、公布资金以及对效果评估等工作都以法律为准则，使得其工作既满足群众的需求又能在法律框架下有序开展。
自我革新，推进艰难
很显然，红会需要自我革新。无论步伐大小、成效如何，“郭美美事件”的确成了倒逼红会改革的外因。
当年，郭美美这颗“粉红手雷”引爆不久，赵白鸽由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调任红会担任常务副会长。此后赵白鸽一再表示，红会的管理链条中必须形成共识：“要赚钱的，你就远离。”
外界质疑红会的透明度，红会的改革也从这里开始。2011年7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红会本意是促进公开与透明，使公众通过该平台了解红会的捐款管理、救灾流程及监督管理等工作。比如在栏目设计上，进入页面后首先可见捐赠查询、项目查询、财务收支审计报告等项目。点开捐赠查询，可输入捐赠人的姓名及时间、金额；点开项目查询，则可看到收支数据、援助项目、项目查询、相关资料等几个选项，其内还包括子选项。
很遗憾，当年该网站的上线，并没有给红会的“自救”加分。
比如有网友表示，在捐赠查询中输入“李连杰”，出现3个结果，分别是2010年4月22日“李连杰玉树赈灾”捐赠，4月23日“李连杰”捐赠，8月30日，“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捐赠，但都仅有区区数百元。而根据李连杰壹基金的工作小结，截至2010年4月22日，壹基金在青海玉树震区捐赠物资的金额就超过了200万元。
另外，还有网友认为，信息平台公布的捐赠信息太过简单，“应该把每一分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具体到单位，个人都应该列清楚，只说种类，并无意义。”
当时，红会给出的说法是，此次上线肯定还有很多地方不完善，把它抛出来，是希望接受公众的检验和批评建议——接受之后，公众期待的，自然是那个“改变”。
到2013年6月，再次点开显示“试运行”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可查的仍是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的有关情况，至于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日本地震等捐赠信息及善款使用仍显示“建设中”。而同样在捐赠查询中输入“李连杰”三个字，出现的仍是前述三个结果，金额分别为400元、300元、230元。
在红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不久，2011年11月赵白鸽曾作“慈善革命：都是‘郭美美’惹的祸？”的主题演讲，表态“要深刻地反思”。
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红会再次成为舆论靶心，网上甚至出现“捐你妹”这样的调侃。
2012年9月，赵白鸽表示，红会改革即将进入实质阶段，计划于2013年启动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当年10月中旬，红会公开选拔官员，拉开酝酿一年多的改革序幕。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称，改革阻力很大，特别是去行政化要侵犯太多人既得利益，推进维艰。
2012年12月8日，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公众对“监督”二字的期待可想而知。只是，此后红监会也被搅进红会这趟浑水，当近日被曝出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后，以监督为己任的红监会，其本身的公信力也遭到民众质疑。加之重查“郭美美事件”，红监会亦未给出一个让很多翘首以盼的人相对满意的答案。
或许，我们不该恶意揣度红会提出改革时的信念甚至决心，那很像一个知耻后勇者的最初爆发，尤其在很多细节之处，红会的确在尝试改变。比如“郭美美事件”后红会传闻频发，而赵白鸽总会辗转找到爆料人或媒体记者的电话，一一打电话过去，向其解释事件原委。
就像当成都募捐箱内善款长毛事件在微博曝光，后又经《新京报》报道，红会一时又成舆论漩涡。据悉，在外地出差的赵白鸽与报道记者异地通话一个多小时，聊事件本身，也聊红会的问题和改革困境，却没有“以上对下”的要求。
只是，人们更关心的是，红会最初的爆发式改革在现实的困境中会磨损多少、退让多少，最终会留下几分？
据2013年3月《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成都募捐箱事件”曝光后一个多月，在2月5日的一次座谈会上，赵白鸽梳理2012年四个公信力危机事件的应对时，一位记者当场“炮轰”：“成都募捐箱事件”你们就说要开展募捐箱的清理和整顿，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为何迟迟没有结果。你们总是说做了很多事，但在公众关切的热点事件上，实实在在地做出改变来，大家才能信服。否则，别总诉苦。
当时的赵白鸽据说有点尴尬。但在全部发言结束后，她还是表示，接受刚才那位媒体人的批评，全盘接受。只是，她依然没有给出整顿的时间表。
消弭悬疑，公信重建
关于红会改革，无论从其自身角度，还是专家媒体角度，都有过太多评述。
2013年6月，参加第五届海峡论坛期间,赵白鸽曾就红会如何建立新时期公信力、如何接受监督等问题接受采访。她表示，红会将接受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四方面的监督，而社会监督目前主要包括社会舆论监督及红会社监会监督。
而从公众角度而言，很多人还是希望，首先要把“郭美美事件”讲个明白。
但时至今日，要重建红会的信誉，恐怕不是一个重查“郭美美事件”就能挽救得了的。
《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在一篇媒体评论中直言：“在公众已经根本不信任红会的情况下，即使重查得出更多的隐秘，也无法使公众重拾信任，甚至公众还会怀疑重查过程。”
和邓聿文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很多。在他们看来，红会的革新没有赢得公众喝彩，某种程度也在于它身份的模糊。红会如何去行政化？邓聿文在文中建议，在实践中可以设置一个妥善的方案，但方向不应动摇。即便一时无法去行政化，也须从立法和监管上强制其在公开透明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官办色彩。
某种程度上，一个组织的信誉和公信力取决于其是否公开透明，而与它的官方组织身份没有直接关联，“从这一角度看而不考虑中国特殊的环境，红会是否去行政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做到独立和透明。”因此，邓聿文表示，目前政府可做的，是将红会章程和管理制度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问责机制，切实问责。红会则须定期将募集款项、救助活动及善款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公示，并将救助对象逐户公布。审计部门也要强化对红会的审计与督查，并把结果公之于众。
邓聿文的看法，多少也代表了舆论呼声最高的关于红会改革的三项具体措施——执行到位的信息公开、去行政化、向民间慈善组织分流。
只是如今的红会，就像一个走过百年却始终疏于维护的巨大机器。
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红总会与地方红会的关系。中国有数千个地方红会。多年来，虽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地方红会的人财物配置没有任何决定权。但在普通人眼中，红会就是一个整体的品牌。红总会通过收回分会负责人的任命权，试图约束地方分会。但考虑到地方分会与地方政府紧密的利益关联，只怕难以真的奏效。“哪里出了事情，砰的一声，直指总部，大家骂的是红会这个统一体”，赵白鸽曾如此对媒体坦言，她甚至表示，自己的压力一度达到难以承受。
“各地红会的领导不是总会任命的，仅这一条，就乱了。大家都在用同一个平台，任何一个线上的红会出事儿，红总会必须去回应，可平时你又没有管理权限，管不了人，管不了业务。”公益组织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对《小康》记者表示，他接触过的王汝鹏（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们，“实际上是很想干事儿的人”，“但即便你很想干事儿，这事儿你做不到，就没用。”
由是观之，今日红会所经历的，并非孤立事件。如何完善制度建设、品牌管理、信息公开？某种程度上，拯救红会也是在拯救中国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甚至还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任何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红会革新亦如此。
“红会是一辆车，推着它前进远比推倒它更有意义。”红会社监会委员之一刘姝威，曾在自己的微博上感言。在与红监会另一名委员王永一起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后，红监会亦卷入这场风波之中，令两名倡议者始料未及。
5月31日，刘姝威又发布一条长微博，表示：贪官、庸官和无德的政治家都是老百姓的祸害。我们大家不论说什么，都是为红会好，为国家好，为自己好。
《小康》2013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