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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5月《小康▪财智》
  栏目:特别策划
城市:无法抗拒和限制的扩张

★文 /老马

  
在一片“看大”的潮流之后人们也开始反思“大城市病”
 
  有观点认为就像生物躯体的成长是基于其细胞分裂的自然需求一样,城市的扩张是无法用规划去强行限制的。
  
  大的奥秘
  政治经济中心、区域中心都市的不断扩张已成长期趋势,曾经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要求限制城市版图的膨胀,也有城市规划专业人士和政府做出过种种努力,但似乎成效不大。
  美国学者George Zipf上世纪50年代对城市规模做过研究,他认为,当时的城市的人口数量与城市等级之间有某种关联,一般,第一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第二级城市的人口规模的2倍,是第三级城市人口规模的3倍。之后一段时间,这个规律被工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模糊了,城市中心的人开始到卫星城就业和居住,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曾有所下降。
  如果用George Zipf的观点观察中国,结论也很有趣,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人口规模差别更为巨大,比如在京津石区域,北京的人口接近3000万,是天津的2倍,是石家庄的2倍多。再比如沪宁杭区域,上海的人口约2300万,是南京人口的近3倍,是杭州人口的近3倍。
  有学者进行过数据分析认为,如果甲城市比乙城市的规模大一倍,则甲城市水、电、公共设施的人均需求量大约会下降15%。且规模大一倍的城市在收入、专利数、储蓄额人均数方面也上升了15%。
  美国学者通过对世界上120座城市的观察,收集了数以千计的城市地图且将其数字化,再利用这些城市历年的人口数据,利用电脑对比了1990年到2000年的卫星拍摄图像,结论是10年间这120座城市的面积扩充速度平均数是人口增长速度平均数的2倍。
  众多研究城市数据的专业人员似乎证明了一点:城市的扩张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规律。有观点认为就像生物躯体的成长是基于其细胞分裂的自然需求一样,城市的扩张是无法用规划去强行限制的,应该为城市预留尽可能大的扩张边界。
  在一片“看大”的思潮中,也有对立的观点,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支持了一个研究计划“收缩的城市”,该计划的成果是一本专著《收缩的城市》,由该计划主持人Philipp Oswalt教授主编,该专著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Philipp Oswalt教授在该书的中文版发行论坛上指出,20世纪开始城市就趋于萎缩,21世纪此趋势继续,上世纪的城市萎缩主因为西方工业区的退化、人口老龄化、居住郊区化、后工业化等,本世纪的城市萎缩主因为产业合理化、写字楼空置、商场空置等,内因是化石燃料时代的终结。
  有赞同Philipp Oswalt教授研究成果的专家甚至预言,2025年左右(10年之后),中国有一批城市也将步入“萎缩”的进程。有国内专家在该论坛上发表看法,担心这些城市的未来,认为这些过度放大的城市有可能出现废弃的商务楼。
  
  金融之城
  200年前,伦敦的人口规模超100万,成为首个人口规模超越罗马的城市,随着英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殖民地的国家,伦敦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直到1925年,美国的纽约人口规模超过伦敦。
  一般认为,日不落帝国现今只是发达国家行列中的二流角色,但伦敦的全球化顶级都市地位却延续至今,伦敦有几大定位:金融之都、商业之都、旅游之都、购物之都。
  现代伦敦早已经不再局限于二战前的基本范畴,1965年,大伦敦(Greater London)从概念成为行政实体,大伦敦政府成立。大伦敦下辖一个一级自治市(伦敦市)、33个二级自治市。
  21世纪之前,伦敦也曾经历过中心区域人口密度下降,居住郊区化,卫星城和大伦敦的出现也与此相关。英国青年人人涌入伦敦上学,就业结婚,繁衍后代,老年人搬出伦敦(中心)为青年人留出空间,下一拨青年人再入循环,伦敦历来被认为是人口流动性很高的城市,而最新的研究认为,伦敦的人口流动性在变低,而且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
  2002年开始,伦敦的人口出生率大增了25%,有人认为是基于原先“不愿意”生育的家庭开始生育了,还有大量移民人口的高出生率。伦敦在2009~2011年间贡献了全英国人口自然增长数的37%,英国每10个婴儿有近4个出生在伦敦。
  分析认为,伦敦的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伦敦,而越来越少的人搬离伦敦。本来青年人是迁徙欲比较活跃的群体,而经济萎缩和就业前景不稳定令年轻人不愿意离开伦敦,老年人也不再像早期那样愿意离开伦敦养老,移民们也倾向于定居在伦敦。伦敦的人口据估计将在今后20年内增加100万达到900万。目前英国人口为6200万,伦敦人口相当于英国人口的12%,而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人口为120万,20年后伦敦相当于再容纳了一个伯明翰的人口。
  关于伦敦人口规模的设想,早在70年前就已经给予了足够宏大的边界,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伦敦大学城市规划学教授阿伯克隆比爵士领衔提出《大伦敦规划》,在阿伯克隆比规划之前,大伦敦规划的前驱当属巴罗爵士主导的保罗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巴罗报告》,巴罗委员会是英国政府为解决伦敦人口密集问题于1937年成立的。
  巴罗报告认为:大城市在公共卫生条件、住房条件等方面,并不是想象中由于人口密集、资源有限而导致紧缺和低水平,相反,伦敦的公共卫生条件好于中小城市,住房拥挤程度不如中小城市严重,但大城市上班路程长,大城市中心区域地价高昂,住房紧张。巴罗报告的一些基本结论至今仍然是大城市的现实反映。
  阿伯克隆比大伦敦规划的基本设想汲取了巴罗报告的成果,顺应了伦敦越拉越大的思维方向,阿伯克隆比规划设想:大伦敦覆盖6735平方公里面积,涵盖人口1250万,涉及134个行政区域。
  按人口现状和预期发展,在今后20年内,伦敦的人口还不会超过阿伯克隆比规划的设想,目前大伦敦面积为1579平方公里,为阿伯克隆比规划设想大伦敦面积的四分之三。
  英国的现代产业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阿伯克隆比规划的时代局限。首先,随着伦敦成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区域展现了现代化伦敦的现象。摩天大厦是伦敦金融城的财富象征,有人称之为“垂直的财富”。有人认为伦敦金融城就是一个建筑博物馆,各种各样展现独特个性的设计成为建筑师们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都有特别的命名,而世界上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纽约的曼哈顿区的建筑则多无别称。
  伦敦金融城最初就是建在罗马人建设的伦敦城旧址上,然后逐步向泰晤士河沿岸的贫民区扩展,历史上伦敦金融城作为商业中心,与伦敦的市政中心威斯敏斯特并称为伦敦的双中心。近现代伦敦金融城又不断吞并原来的工业区向东面扩展,越来越大的金融城在昔日的Shoreditch、Hoxton工业区的旧址形成了休闲、娱乐、餐饮、艺术街区。2012年伦敦奥运会,金融城的东面又崛起了奥林匹克中心及其建筑群。
  在伦敦的传统中心区域,历史的面貌还是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特别是在历史上就富人云集的西伦敦,因为大量连片的私人地产的存在,令大规模的剧烈改建、重建的机会不多。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建筑师兼房地产商纳什的西伦敦观光大道计划,该计划设想修建一条从Regent's Park(摄政公园)通往泰晤士河的马路,但最终未能如愿通到泰晤士河。而这条大道已经成为伦敦最具吸引力的、景色壮丽的步行观光大道。
  然而,伦敦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增长带来的服务配套短缺,尤其是目前英国也面临欧债危机带来的公共财政紧缩。2015~2016年,伦敦大约需要增加7万个学位,特别是近年来发展很快的伦敦东部Barking 、Dagenham两个二级市,人口10年激增了58%,学位需求也激增43%。伦敦市议会决定采取多种途径解决学位短缺,比如削减高速公路拨款建学校、议会办公室改成教室、动员私有业主把空置仓库、商店改成教室等。
  同样面临巨大压力的还有健康保障体系,特别是当前英国生育高峰带来的产妇床位不足,伦敦东部的医院如果接收产妇的计划指标是8000个,实际上有可能要接收9000到10000个产妇。伦敦产妇的死亡率高于其它地区,伦敦医生数目也面临不足,平均一个手术只有一到二个医生参与,偏僻区域的病人还无法得到这样的服务。
  
膨胀的趋势无可避免,但有意识的规划会引导这种蔓延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五核之都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排行第二的国家,日本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8人,是中国人口密度的2.4倍。而东京则是日本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按前述的城市人口规模定律,东京的人口聚集力度远远超过日本其它城市。
  按公认的大东京都市圈概念,以东京核心区为圆心,半径100公里范围包括东京都、琦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茨城县、群马县、枥木县、山梨县等,号称大东京一都七县,日本的行政区划分为四种平行级别的称谓:都、道、府、县,在都道府县之下再设立市、町、村三级机构。
  如此,大东京事实上是一个都市群,有8个行政级别相同的区划。东京都市群占地面积36274平方公里,是日本国土总面积的9.6%,都市群涵括人口4040万,相当于日本全国总人口的32%,也即是日本每100人就有32人居住在大东京。由此推算东京的人口密度为1114人/每平方公里,为日本全国人口密度平均水平的3倍。无论人口占比还是人口密度,东京都远在伦敦之上。
  按城市规模与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结论,东京的经济贡献在日本全国也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不到全国面积10%的土地资源,东京贡献了日本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贡献更是高达60%,这两个产业领域正是日本现代化的支柱。
  东京发展到今日的规模,精于算计的日本人没少动脑筋,一般认为,从1889年开始,东京经历了4个大的规划阶段,在发展最快的20世纪中叶至今,东京一共进行了5次规划,每次规划都是为东京进一步膨胀做功课,即遏制城市过度扩张、维持适度规模、调整产业区划,不断修正城市边界,一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追求更好的效果。
  1958~1975年,人口产业大规模转移至东京,基本确定半径100公里都市圈,区域人口达到2660万,力图抑制23个城区人口;1968 ~1975年,确立一都七县区划,预测人口规模3300万,着手细分产业和功能区;1976 ~1985年,面对人口暴增压力,强调抑制人口,以多中心形式分散压力;1986 年~1998年,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预测人口4090万,强调人口自然增长,避免人口过度聚集于一点,形成多个分都市圈;1999 ~2015年,日本人口进入银色浪潮高峰,东京人口开始负增长,预计2015年将比2011年的4190万人下降10万人,再次强调分都市圈的独立性和分中心之间的互补性。
  有日本学者说,东京的膨胀“像一个多细胞生物,似乎在无序的蔓延,但其实有一种隐藏的秩序。”此说成立就意味着东京的历次规划是建立在这种“无需蔓延”基础上的顺势而为,膨胀的趋势无可避免,但有意识的规划会引导这种蔓延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经过数十年的扩张,东京的功能网络和产业圈已经成型,纵观东京都市圈的规划理论和实践始终围绕一条主线:让东京中心区域的人口密度沿着都市圈半径扩散,再用交通网络把这些扩散点链接起来。
  在功能分配方面,北面崎玉县实行与东京中心区不一样的建筑密度标准,容许更高的容积率,可以容纳更多的居住人口。在美军归还立川基地的基础上建设多摩新城,多摩新城被规划为副行政中心,这个副中心的最大功能是应急,据说准备在都心因灾难受困时作为替代中心。
  南面神奈川方向成为首选的扩展方向,神奈川处于东京-大阪交通轴线上,在此轴线上还有川崎和横滨两个区域中心,是一串相互呼应和辐射的城市化工业带区域,神奈川方向着重发展为工业带配套的第三产业,由于可用土地较川崎、横滨这些老的成熟工业区宽松,能够吸纳更多的产业和人口。
  东面的千叶则长期以小城镇的形态存在,其现代化程度一直落后于东京中心区域或者其它区域,但成田空港及其配套产业链成为推动千叶发展的契机和动力。
  东北面的筑波则有一个响亮的绰号:日本硅谷,也称日本科学城。在此处集中了日本大部分科研机构,日本政府从东京及周边搬迁了不少国立研究机构到筑波,还新建一批国立研究机构,吸引一批民间机构进驻,建设新型综合大学筑波大学。在筑波的人口中44%是科研人员和大学生,筑波有48个国家级研究院所和教育机构,日本30%的国家研究机构和40%的科研人员集中在筑波,日本把国家科研经费的一半投资到筑波。
  可以说筑波是举日本全国之力打造的科学中心,在筑波区域内,划分了服务和商业中心、理工研究区、建筑研究区、生物、农业研究区等。
  东京最终形成了五核形态的都市,通过将城市功能、产业集群、人口压力从传统23个中心区域分散,尽可能减小传统中心的人口聚集度。
  同时,五核形态的东京必须解决各区域之间的人员、物资流动的运转系统,为此,经过50年的努力东京建设起了世界上最密集的轨道交通系统。日本政府对轨道交通建设给予补贴,对市郊铁路予以36%的资金补贴,对新型轨道交通系统(如单轨交通),给予三分之二的补贴,资金来源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东京有30家轨道交通公司,经营着2000公里轨道交通线。
  4000余万的人口规模,三分之一的GDP贡献,东京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系于一身的国家中心。
  
  
  
  
  
《小康•财智》2013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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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3-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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