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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的初衷是什么，不是讲显性层面某个部门取消了或者部门领导换了，而是从根本上处理好管理，也就是政府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我想强调的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将会面临一个严峻的外部环境。首先就是要抢时间。全球都在调整，就看谁调得快。当年石油危机的时候，美国在调整，日本也在调整，但后来结果如何，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如今，对于这次危机，有很多悲观的看法，认为危机会延续很长的时间。其实在2010年美联储的年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曾一起讨论，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也就是这次危机大概要有10年的过渡期，即从2007年到2017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时间点，2012-2017年刚好一届。如果说假定这样的判断成立的话，未来五年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改革机会窗口。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现在全球化出现了新模式，也就是说这种模式要制造出一种所谓的高端、高门槛的全球化，让你不容易进来的全球化，这是最核心的东西。如今无论是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或者其他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苗头就是指向中国。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外部环境和当年亚洲四小龙已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中国和这些主导全球规则制定的国家已不在一个阵营里面。享受全球化红利，未来中国可能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另外，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无论怎么定义，其中都出现了一些现象值得我们去关注或者担忧，特别是智能机器人、大规模定制和数字化制造，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形成了挑战，这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挑战。
外部环境异常严峻，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结构性减速。所以在政策建议方面，我认为我们要采取供给面的政策，更多关注生产率，关注效益。供给学派不是科学的名词，但它里面有一些判断或者思想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我为什么强调供给比较重要，是因为在今天，我们处理很多问题用的都是需求的思维。城镇化就是一个例子。大家都说城镇化是未来增长的巨大引擎，很多时候是从需求角度考虑。我不认为这样的话错，但是它忽略了供给。如果未来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话，我们要想想城镇化的效率在哪儿？城镇化有没有创新的效率、集聚的效率，有没有就业创造能力，有没有能够解决所谓的从农民工变成市民的城镇化质量的提高，这些方面有没有在土地集约方面做出贡献，这些都是城镇化质量的问题和效率的问题，都是需要从供给面来讲，而不是从需求面。仅仅有这样需求是不够的。
未来的政策走向，从中短期的视角讲，要更多地把精力放在供给面，包括结构性减税和打破垄断等。
机构改革也是供给政策中非常重要但被人们忽视的一种内容。今天，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机构改革的初衷是什么，这一点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讲得非常到位——不是讲显性层面某个部门取消了或者部门领导换了，而是从根本上处理好管理，也就是政府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审批权有没有下放，这些才是改革的核心。
在今天，我不认为简单用一个小政府就能把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给确定了，因为中国将来很多的事情还需要政府来做。但是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通过减少审批权，甚至撤销机构，释放市场活力，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小康•财智》2013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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