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过度投资，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实体受损，再生产过程崩溃”。而如今美国发生的则是一种几乎完全相反的危机：“过度消费，不事储蓄，全球透支，信用链条崩溃”。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类型。
美国人的“恶习”是怎么惯出来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吗？似乎不像。过去说资本主义导致资本积累太多压制了消费，而这与当前我们批评的美国弊病恰恰相反。
是“西方文化”导致的吗？似乎也不像。韦伯讲的“新教伦理”强调节俭和把积累看成尽“天职”，不少人反对韦伯的解释，但都不否认韦伯提到的事实。韦伯时代的新教徒会像今天的美国人那样寅吃卯粮地超前消费？今天的美国人仍然多数信仰新教，但他们已经从“积累狂”变成了“消费狂”，这显然不是什么“西方文化”所能解释的。
其实直接的解释很简单：美国人这种消费方式首先是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惯”出来的。
试想无论哪个“文化”中的人，假如拥有这样的“宝葫芦”：只要自己印钞票就可以买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东西来消费，有几个人能有足够的自制力经得起诱惑而不去那么做？这种条件下谁还会去辛辛苦苦地“积累”?
但是美元并非宝葫芦至少有两个原因：各国并非美国的殖民地，尽管放弃美元需要成本，但如果美国过分滥印导致大贬值，各国并非不能“壮士断腕”。而全球铸币税的丧失是一时的全球透支之益所不能弥补的。
如果滥发美元又不欲其大贬值，除非让境外美元购买美国资产。这就有“卖光美国”的危险。到一定程度“美元霸权”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为维持美元地位而影响美国的经济主权。
因此“后布雷顿时代”美元不是更强势了，而是相对不那么强势了。美国当局一直是把他们的巨额逆差、向全球透支当成大患，而力图改变的，只是他们无力改变。改变不了就怨天尤人，责怪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向他们低价“倾销”。
可以说美国的抱怨没道理，但却不能说“他们的抱怨是假装的，是‘阴谋’，他们实际上是想推动超前消费、推动透支的扩大。”
换言之，即便从美国的利益看，无限制地超前消费、寅吃卯粮、向全球透支的做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
美国的有识之士对寅吃卯粮导致的“泡沫”忧心忡忡，至少已经十几年了，美国的当局也不是没有这种担忧，但就是解决不了，这是为什么？
以美国而论，许多论者都提到罗斯福传统到60年代“民权政治”而极。此后美国似乎又“回归保守主义”，“政府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之说大为流行。
但是据政治上倾向民主党的哈佛大学D. 波克教授指出，事实上就在这种说法日益得势的同时，从60年代到世纪末这三十多年中国家政策的实际趋势却相反：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族裔机会等各个方面政府作用都在明显加大，所有这些方面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四倍之多。
因此所谓这三十多年的“保守主义化”实际上恐怕只是反映人们对个人自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他们对政府福利责任的要求也在提高。
“霸权”是不是条件？当然不是。自从“大国崛起”就有了霸权现象，但西班牙、英国霸权时代并没有“债务陷阱”。恰恰相反，霸权可以“抢钱”，而抢钱是不会造成债务的。只有“借钱”（透支）才会。而借钱不需要霸权，霸权也未必借得到钱。
今天的“欧债危机”焦点国家希腊、爱尔兰透支欧洲，是因为这些小国有什么霸权吗？所以，不是说美国没有霸权或不追求霸权，今天的危机是不能用霸权来解释的。
“恶习”持续的其他条件：1.有“借钱资格”，这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2.还要有人愿意大量、长期地借钱给你。这就要依靠与民主国家相反的一种大国。这种大国存在着“一左起来就压缩自由，一右起来就压缩福利”的尺蠖效应，由于自由福利双不足导致严重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产能过剩、投资过度，正需要大量的“外需”来防止1929年式的“过剩危机”爆发。于是就出现弗格森说的“Chimerica”现象。
没有“低人权国家”以血汗工厂方式向美国输出大量廉价商品只要一张“白条”（顺差），同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人的“恶习”不会发展到今天。
没有美国的巨额“外需”，中国的“过剩危机”很可能变成1929年式的灾难。
泡沫时期，美国人从中得到“高消费”，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这果然是什么“利益共同体”吗？
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扩大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欧洲的福利向来比美国更高，不少人认为已“过度福利”化，信用领域虽然没有那么“过度自由”，但那与其说是欧洲人更为自律，不如说是她没有美国那种透支条件，玩不了那种游戏。一旦欧洲人有了如今美国拥有的那种“世界印钞机”特权，他们就不会把它当成宝葫芦来玩？
跨国货币的设想更难实现。世界上迄今还未有过不靠主权信用又不靠真金白银而确立一种共同货币的成功例子。几种强势货币的“协定篮子”很难比每种货币单独的信用更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早有建立这类货币的设想与实践，SDR这样的跨国结算工具也已有很长历史，但是成熟的跨国货币一直没有出现。人们提到欧元是成功的跨国货币，但这与欧盟本身的主权化进程是高度相关的，恐怕难以成为非主权信用货币成功的例证。
当前，尽管在危机冲击下各国对“美元霸权”的批评都很强烈，但他们的打算也各不相同。中国主要关心手中美元资产的安全，而欧洲更希望打破美元垄断以分享透支权的好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取代美元的世界货币，虽非毫无希望，但至少短期难见成效。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
（本文为《小康·财智》记者范颖华在作者2013年3月30日共青团杭州市委、建德市委市政府、杭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中国小康网联合主办的“改革·创新·发展”交流论坛走进建德暨杭州青企协六届四次理事会员大会上演讲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