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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3月《小康》
  栏目:封面故事
对话梁鸿:农民进城后,反而更加农民化

★文 /《小康》记者 罗屿

  “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与认知惯性
  
  
  《小康》:在走访过程中,听到那么多人的故事,是否有些会让你觉得困惑?
  梁鸿:在西安采访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面对城市三轮车的混乱状况,一位官员给出解释“城市为什么禁止三轮车”。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些关键问题:为什么不能让三轮车、自行车占用“道路资源”,否则,就“限制了群众的交通出行”?城市属于谁?什么样的车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行驶、行走在这城市的大道上?这里的“群众”又是谁?
  《小康》:你曾提出一种看法,即现代工厂伦理的缺乏。能否具体解释?
  梁鸿:我们的工厂给工人最低的工资,他们必须靠加班才能赚钱,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甚至更久。他们没办法嬉戏、没办法培养家庭感情。把工人,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这种缺失是非常普遍的。
  我曾经看过报道,在西方国家很多工地都配有洗澡房。而我们的工地,只是工棚,拥挤闷热,工人蹲在地上吃饭。工地只是挣钱的地方。这就是残酷的缺失所在。这种缺失,与工地老板的素质有关。工地老板为什么没有这种素质,因为整个社会没有给予他这样的要求。而时间久了,打工者自己也会认命,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我始终强调人与制度的相互塑造。人与人也是相互塑造的。只有把相互塑造性揭示出来,才能找到问题根源。
  《小康》:在你看来,第二代农民工和父辈相比,有什么不同?
  梁鸿:第二代农民工,本来没有恒定的价值观,没有稳定的情感的培养,到城市里,便更脱缰了。一群年轻人,从小都是无根的状态,你让他在哪里找到道德依据,又该如何在城市中安置自己?
  当然,他们比较向往权益,这是第一代农民工所没有的。一旦有游行,他们会呼应,因为无所畏惧。但这个无所畏惧,也不是合理的无所畏惧。因为好的诉求他们会呼应,不好的也可能会呼应。
  《小康》:你为什么觉得农民进城以后反而更加农民化?
  梁鸿:因为他们在城里“偷”生活,他们是这片大地的陌生人。怎样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人们抱着面对“奇观”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叹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
  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被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小康》:梁庄这两年有没有变化?
  梁鸿:梁庄可能将和邻近两个村合并到一起,把梁庄村民迁到楼上,腾出耕地,把村庄化为良田。然而,“并村”真的可以“还地”吗?这“地”是还给谁的?如何重建?在什么基础和前提下重建?谁做的论证?农民是否愿意?城镇化不可避免,怎么城镇化则要好好思索。我担心的是,以“发展”为名,农民又一次成为牺牲品。在这其中,每一个人都被绑架。
 
 

《小康》2013年第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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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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