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选择移民中国？他们来自哪里，在中国以何为业？随着在中国街头的“洋面孔”不断增多，人们对“老外”已经不再感到好奇了。但是对于想要变成“中国人”的洋面孔，人们仍然充满了好奇。
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刚刚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来华旅游的外国人达到了2711万人次，而2012年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33万左右，2020年会达到88万左右；在这当中居住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将近60万人，而来华以经商和就业为目的的超过40万人。
正是这些人，把他们的生意、职业和未来的重心，都转向了中国。但是，要拿到中国绿卡，却并非易事。
谁能拿到绿卡？
朱利安尼习惯性地抬起头看看窗外阴霾的天气，如今他已经不会再向刚踏上这个国家土地之时习惯于惊讶了，就像他安于当下的衣食住行一样。
朱利安尼的个人简历显示，在意大利一家知名公司工作了八年后，他选择了遥远的东方——很久以前，他的同乡，一个叫马可·波罗的人，也曾如他一般遥望过同一个方向。中国人的概念中，让外国人为自己工作，多少带了些浓厚的历史情结。
改革开放之后，一批像朱利安尼一样的外国人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头上，被冠以外国专家的名义——彼时中国将几乎所有以来华工作为目的的外国人都称为“专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些人的国籍，大多是中国北方的邻国——俄罗斯。
2004年，中国政府将第一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证》送到寒春手中，当时她83岁，在中国生活了56年。1921年生于美国的寒春，是小说《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孙女。来华前，寒春是一名核物理专家，曾与杨振宁是同学，是美国参与首批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此后她放弃核武研究工作，来中国与丈夫从事农业研究，2003年寒春的丈夫、原机械工业部顾问阳早去世。在讣告上，寒春执意加上了“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评语。
第一批获得中国绿卡的人们，大多是和寒春一样的“专家”，事实上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都在30年左右，后来者会因为他们在中国付出的特殊贡献获得“绿卡”。
按当前的相关管理办法，外国人如想获得中国“绿卡”，首先得由本地公安局受理，然后需经省级公安厅（局）的审核，最后由公安部通过审批签发，前后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有效期分5年和10年两种，以18岁为界，分为投资类、任职类、亲属投靠类、特殊贡献类四大类。
现实中，哪些人有可能获得中国绿卡？
白希伟，意大利人，2004年来到中国，现为青岛毕勤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在青岛创业、结婚。5岁的女儿在青岛一家小学上学，他本人获得过青岛市政府授予的“琴岛奖”。2012年成为青岛第30位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黄明贤，2010年回到中国，祖籍河南信阳，在国内读完研究生后，在美国杨伯翰大学获分析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已入籍美国的他最后选择回国创业，现任郑州英诺高科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两年后获得中国绿卡。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自2006年至今仅有20余名外籍人士获得“中国绿卡”，其中大部分是以“夫妻团聚、亲属投靠”申请下来的。
2012年以来，各地开始频频出现外籍人士首拿“绿卡”的消息。9月份，广东惠州加拿大籍华人朱先生取得当地首张“绿卡”，11月，来自约旦的塔里克拿到了宁夏的首张“绿卡”。绿卡不断破冰，显示了地方对于技术人才及外贸人才的渴求。
梳理近年拿到中国绿卡者的简历，归国创业者渐多，投靠亲友者居次，投资者最少。如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对2010年持“绿卡”的在京外国人统计显示，因突出贡献获绿卡的人数达265人，占总数的36.8%。此外，家庭团聚类的占到270人，侨民换发类的115人，任职类的有67人，个人投资类仅有4人。
按公安部之前出台的相关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金，最少只需要投资50万美元以上，才能符合永久居留资格的申请条件，尽管这一标准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显然想通过投资而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并不多。
窥一斑而知全豹，在通往“中国绿卡”的道路上，其实更多的是黄色面孔的“归来者”。2010年我国海外华人华侨的数量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其中一小部分的归来者成为最希望持有“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在地域分布上，北上广成为“中国绿卡”的聚积区，截至2012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持“中国绿卡”的外国人达到911名，占到了全国的五分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北、上、广地区持有“中国绿卡”的人数占到了全国的近一半。而西部一些省份仍然比较稀少，有的省份甚至仍停留在个位数上。
在相当多的外籍人士看来，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汇丰银行2012年海外经济开拓年度调查显示，中国从前一年的19位上升到了第7位。接近一半的参加调查的移民认为，在中国能赚到更多的钱。
非洲城 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他们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居首位。
中国“芯” 2012年4月21日，奥山诚获得江苏省南通市首张未成年人绿卡，他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未成年人持有的绿卡有效期为5年，持绿卡者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往返将不受限制，在中国可永久居留。
在绿卡与入籍之间
今年40出头的卢安克于1997年来到广西农村支教，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
1980年通过的国籍法对外国人入籍中国，只有三条非常简单却很直接的标准：中国人的近亲属；定居在中国的；有其它正当理由。
卢安克的申请中，显然前两条都不符合规定，这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洋雷锋”只好离开中国半年多，后来又悄然回来。在2011年11月11日，卢安克终于拿到了就业居留许可证，他把它晒在网上，被很多网友误认为是绿卡。
但事实上，工作居留证、永久居留证（绿卡）、中国国籍三者并非简单的从A到B再到C的关系。现实的复杂之处在于，中国现行的国籍法并不承认“双重国籍”，而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要放弃原来所在国的“国籍”。
在相当多的外籍人士尤其是欧美籍人士看来，尽管在某些方面中国可能是一方乐土，但他们并不希望能够入籍中国。要放弃原属国籍——从现实情况来看，鲜有人愿意一试。况且，很多国家像中国一样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仍只是拥有一张中国绿卡。在北京从事外籍人力资源顾问工作的王雯称，他们接触的相当一部分客户对加入中国国籍或者说至少拿到中国绿卡有着极高的热情，但观察他们的背景也会发现，大多数此类人群来自世界其他不发达国家，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欧美国家对于一部分中国人的吸引力一样。
香港入籍者的地缘分布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2012年12月12日，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自香港特别行政区1997年成立以来，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共批准1.2万余人加入中国国籍。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申请人的主要原属国籍包括巴基斯坦籍、印尼籍、印度籍、越南籍和菲律宾籍。
30岁的林客（化名）是一名获得中国国籍的韩国人，电话那头的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向《小康》记者回忆起花钱成为“中国人”的经历——1994年，尚年幼的他跟随爷爷奶奶来北京找寻亲人，他模糊地记得，来中国不久，爷爷就在一个小镇用个人关系花几千元买到了他们的中国国籍，如今，他已在成都结婚生子，过着自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只是偶尔朋友会开玩笑说他是“韩国黑户”，他说他也有一些韩国朋友想来中国定居，但没有一个是拿到中国国籍的，都是“中国过客”，与他们相比，自己幸运很多。
林清龙也明白，如果不是那个年代用特殊的“非常规”手段获得了中国国籍，自己很有可能成为一名东躲西藏的“三非”人员，或者干脆已经被遣送回国——因为获得中国国籍太难了。
但同样有另外一部分外国人，根本没有将“中国绿卡”的概念装入自己的大脑中，在中国工作了三年的孟加拉国工程师米哈兹在2012年年底，结束了他在爱立信中国公司的合约，坐在《小康》记者面前，这个出身孟加拉国外交官世家的工程师更愿意向记者咨询在某个特定的年份“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类的问题，他对于中国历史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工作合约结束后，米哈兹希望能够进入中国顶级的高校学习深造“比如说清华大学，拿一个中国大学文凭”。至于为什么不考虑进一步稳定在中国的身份问题，米哈兹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他轻啜一口咖啡，说：“现在这样，不是很好么？”
有一项数据显示，每年在北京逗留居住的20多万外国人中，持有中国绿卡者不过万分之四，和伦敦、纽约等国际城市中外国人持“绿卡”者数量相比差距明显。移民法研究专家刘国福发现，以来华留学生为例，有大约10%的来华留学生是因为对神秘的东方文化的痴迷才来中国留学的。
这些人只是中国的过客，而不会成为中国的一分子。
“超国民待遇”与“三非难题”
很多人选择“黑”在中国。30岁的尼日利亚人Jonassen住在广州郊区，跟大多数非洲人一样，他选择做服装批发——把中国牛仔裤T恤衫运到他的国家去卖，偶尔，帮他刚来中国的朋友做做翻译和向导，但是半年前他的签证过期了。
“我们的签证在中国不能续签，一到期限，就只能回国再办签证，但你知道的，来中国的签证很难拿到。” Jonassen中文说得不错。像他这样没有稳定住所和公司的人，是很难再次拿到签证的。他舍不得离开中国，这里比尼日利亚的生活好太多。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副教授李志刚从2006年开始就对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跟踪调查。他告诉记者，2008年在广州合法居住的非洲人总量为15000～20000人。据2010年官方统计,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据估计目前总人数超过10万人。
仅在广州越秀区登峰派出所辖内登记在册的涉外机构就有41间、涉外商贸城5间，散居的外国人有1363人，其中非洲人占80%。“外国人管理难，难在底数掌握和动态管控难，难在‘三非’查处难”。越秀区公安局民警刘涛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为了破解管理查处难题，公安部门成立了查处“三非”外国人专业队，外管民警、社区民警与专业队分工负责、联合行动。
2009年7月,一名尼日利亚人在试图躲避广州警方查证过程中,不慎从约18米的高楼坠楼身亡。这一事件引发数百名非洲人围堵广园西路矿泉派出所,与警方对峙。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首起外籍人士发动的群体性事件。2012年6月18日,三名非洲男子搭乘电动车后与车主发生车费纠纷，其中两名非洲男子离开现场，另一人与车主及其伙伴发生打斗后,被警方带回派出所调查时突然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6月19日下午,大批非洲人围堵马路示威。
2012年5月中旬，一名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附近意图猥亵中国女子，此事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将“三非”人员这个群体推到了风口浪尖，紧接着北京警方展开清理“三非”外国人百日专项行动。
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居留——警方口中的“三非”人群日渐增多，仅2011年全国各地警方就查处“三非”外国人2万余人次，其中非法入境人员主要来自毗邻国家，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士则多以留学、旅游为由入境并逾期滞留，一些外籍不法人员借机混杂其间，对我国的边境管理、社会治安带来困难和挑战。
在处理“三非”人员的力度和公平性上，坊间一直存有争议，有评论认为中国警方一直在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打击“三非”，甚至有人认为，在对待在华外国人犯罪问题上，我们给了他们“超国民待遇”。
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则坦言，“三非”外国人管理难度较大、外国人服务管理统筹协调工作有待加强、现行法律法规不适应外国人服务管理形式的发展需要。根据公安部出境入境管理局的数据，2004年至2011年查处的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的人员数量逐年下降，但是“三非”外国人并未减少，这说明合法入境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数逐年在增加。
很多专家也指出，针对外国人的移民法及针对外国人案件的程序法等方面立法的滞后，才是事实上形成“超待遇虚象”的根由。警察刘涛则认为，随着外国人数的增加，与中国人交际范围逐渐融合，偶尔发生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只是因为涉外，所以格外引入关注。但只要依法办理，合理引导，事实上管理起来并不复杂。最近三年内，登峰派出所分别查处“三非”外国人252人、79人和65人，而今年前5个月查处的“三非”人员仅有17人，呈逐渐下降趋势，外国人守法意识明显提高。
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7月1日新出台的《出入境管理办法》对治理“三非”人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其中有一条规定：对有“三非”嫌疑的外国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公安机关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可以依法当场盘问、继续盘问、拘留审查。
“中国一直以来不认为自己是移民国家，对外国人的管理没有放到重要的位置。而国际上的惯例是一国的移民管理机关委托民间机构开设‘融入课程’，根据入境者身份提供不同的培训课程，涉及语言、历史、文化等，帮助外来移民者尽快融入当地、接受当地的价值观和法律。”刘国福说。
（链接）
根据新西兰的移民统计数据，在2009年新西兰颁布新移民政策前，投资移民数量逐渐减少，2008-2009财年达到最低，其中中国公民仅为3人。2009年，新西兰移民政策放宽后，投资移民的数量增长了约5倍，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数量更是增长了近23倍。至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新西兰最大的投资移民来源国。
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三大移民来源国，截至2010年9月，有165，800名中国公民在澳大利亚工作，其中35%属于专业或技术和贸易工人，技术移民成为中国人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的主要途径。
中国成为美国移民的第二大来源国，美国国土安全部2010年移民数据年报显示，2010年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有70836人，其中获得技术移民签证的为17949人，占总数的25.3%。
《小康》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