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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完成，还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了收入不公，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效率。
谈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中的问题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经济增长动力到底是什么？是来自要素投入的增加还是效率的改善？
我们研究发现，1979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经济增长年平均速度是9.8%，其中6.7%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带来的，这不仅改善了效率，还使得人们更愿意投资。但在2008年到2011年这四年，经济增长年平均速度是9.7%，增长来源却发生了变化，效率改善所起的作用在减少，而投资起的作用在增大。
这样的增长结构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可能总是提高投资的比例，投资比例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消费。而且，投资回报率在1993年以后基本上呈现比较稳定的下降趋势。
这和收入分配有着莫大关系。我所讲的收入分配，不是指居民间的收入分配，不是基尼系数，而是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仅影响了消费，也影响了效率。
根据定义，企业可支配收入是完全的企业储蓄，企业的储蓄率总是百分之百，但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一部分用来消费，有一部分用来储蓄，政府也是一样的。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在减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并不是因为居民储蓄增加造成的，居民储蓄基本上仍保持在30%左右。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上升，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下降。从本世纪初开始，政府储蓄出现大幅度增长，从以前的10%左右迅速增长到40%多。
有人说不对，政府不是纳税人，如果政府储蓄增加，未来的税收需求就会减少，作为居民，未来交税就会减少，可以多消费，也就是说政府储蓄增加的时候，居民消费量应该上升。但是，这个理论在中国并不是有效的。原因在于，我们并没有把政府的储蓄看成是我们的储蓄，我们担心政府会把储蓄浪费了，做的投资也并不是回报很高的地方。
另外，这种收入分配，也会影响到效率的问题。当企业的储蓄不断增加的时候，投资可以更多地依赖企业内部资金，这就使得投资不能很好地受到市场监督，会影响到企业的效率。企业投资的时候，越多人施加压力，投资效率也会越高。
政府投资也是一样，政府的投资效率也不是很高，政府投资占的比重比较多的时候，也会造成投资效率有所下降。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投资效率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收入分配从居民部门更多转向了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这样一个转移，既造成了居民消费所占比重的减少，也造成了投资的效率下降。
企业可支配收入为什么占比这样高呢？这与企业的所有制有着很大关系，我们很多大企业是国有的。在其他国家，当居民是企业的所有者时，企业的分红就直接成为居民的收入，而在我们国家，这些分红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成为居民的收入，而是进一步在国有企业系统中来运行再投资。这也是造成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货币组织曾做过一个统计，发现我们企业分红率只有50多个主要经济体的三分之二。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提高效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可以从收入分配入手。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让居民部分的收入增加，让居民成为储蓄的主体，他们可能决定或者影响投资方向，从而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同时，当居民收入有了增加以后，他们可以决定更多消费，所以消费率也可能是增加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小康•财智》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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