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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认为《预算法》修正案更像政府部门行政条例，因存在争议，在最近一次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预算法》修正案未能提交审读。
与讨论《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舆论场上“万人空巷”相比，刚结束不久的《预算法》修正案讨论，其气场弱多了。人们只记得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却忘了盯紧政府的钱袋子——以为那不是自己的钱。专家激将说，乞丐都应该关心《预算法》，因为乞丐也消费，因而也在纳税。然而，非但乞丐们依然匍匐在地，高端的人们也并不知道预算法修正的主导权已悄然转移至政府方。
政府公务员及其各级行政首长是国家的雇员，所谓民主，就是监督政府公务员及其各级行政首长多快好省地干活，监督的利器就是财政预算硬约束——不让他们乱花钱。
国家财政预算制度与现代民主制度相伴而生于17世纪的英国。1640年革命后，英国的财政权已经受到议会的全部控制。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规定，不经议会批准王室政府不得强迫任何人纳税，征税收入和预算支出都必须经过议会批准，并在年前作出收支计划，提请议会审批和监督。
那么，把如此重要的《预算法》修正案交由财政部主导起草，就是把雇员拿多少底薪、干多少活作为一项权利请雇员先开个价，他还会客气吗？在绝对买方市场的背景下，主人雇仆人干活，仆人竟获得了合同的起草权，给自己开出了工资、福利和权力，还有干每项活的成本该如何核算。
面对繁而又繁、长而又长的账单，人大代表大多会在投票时按下通过按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预算工委仅有数十工作人员，地方上要么只有数人，有的干脆没有预算工委，就在开会那两天给人大代表恶补一下预算知识，也缓不济急。或许，也是因为专业上的无力量和不自信，人大的《预算法》修正案的起草权在半推半就中让了出去。
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方面起草的《预算法》修正案，被“不了了之”，而今由财政部主导起草《预算法》修正案，就是政府获得了如何花别人的钱的立法起草权，再反过来试图制约立法机构。
于是，修正案开宗明义第一条，只是强调政府内部管理而不是外部制约，立法宗旨已偏。预算应掌握的原则扯上了“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诸美德，回避了“公开透明”这一核心原则。
修正案还删除了现行《预算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央国库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经理”的规定。众所周知，财政是政府的总会计，国库是政府的总出纳。此前，央行对违背国家规定的收支业务可以“拒绝办理”。央行国库局局长说，他们堵住了大量的违法违规行为。删掉此款，会计兼了出纳，结果可想而知。
在第12、13、38等条目中，修正案把“预算公开”“分税制”“转移支付”“国库管理”以及“上年预算的结转结余资金的使用”诸多重要财政权限交由国务院去规定或财政部办理，这并不足为怪。政府和政府毕竟比政府和立法机构好说话。本应是立法机构立法，政府执行的《预算法》修订，却成了政府部门出价，立法机构讨价还价的过程。
无怪乎，外界认为《预算法》修正案更像政府部门行政条例，人大约束政府的权力没有加强，政府的预算权反而有所强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批和监督权被弱化。
社会上对此次《预算法》修正案草案的整体评价不高，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存在颇多争议，在最近一次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预算法》修正案未能提交审读。这固然是立法机构在发力，但付出的时间成本巨大，因为两届人大修法“无果”，税民的银子每天都在流失。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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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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