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冰心有着七十年深厚友谊，彼此精神扶持一直延续到耄耋之年。从《收获》杂志近期刊发的98封两人来往书信便可略见他们的情谊。作家与作家相处，自有如巴金冰心一样互相扶持欣赏，但文坛自古也不缺少倾轧与厌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世纪之交 巴金与冰心的友谊是文坛公开的佳话。图为1980年冰心与巴金访问日本时合影，右一是冰心女儿吴青，左一是巴金女儿李晓林。
“得来信和《文丛》，十分喜慰。知道你和靳以不断在努力，尤为兴奋。萧乾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应该传令嘉奖。巴黎的春天，是真美，可惜雨还是多一点……”这是1937年4月9日，冰心从巴黎写给巴金的信，也是现存最早的冰心写给巴金的信。
巴金和冰心之间的友谊是文坛公开的佳话。两人彼此精神扶持一直延续到耄耋之年。
1994年1月3日冰心曾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同年5月，巴金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收获》杂志近期刊发了98封巴金与冰心来往书信，其中冰心36封、巴金5封是首次公开发表。字字句句，足见两位文学老人友谊之长久醇厚。
“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关于巴金冰心友谊的细节，已有无数学者作家或是亲历者撰文详述。
故事的开始，似在1933年。
那时，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
冰心后来回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作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在冰心眼里，靳以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带些忧郁。
但巴金的沉默，冰心早已懂得。
那时，她已读过这位“小弟弟”一些早期作品。她记得，他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他还说过：“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得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记得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尽管第一次见面，但巴金与冰心却如相知许久的故人。
巴金初见冰心时的沉默，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终见钦慕已久的“长辈”，难免腼腆。
因而，故事早在1933年前已埋下伏笔。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伴着满园蝉声读冰心的诗《繁星》。边读，边学写“小诗”。
虽然只写了十几二十首，但巴金说，那些“小诗”一直鲜明地印在他的心上，“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前面，而他，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
吟诗在前的，也许就是冰心。
巴金后来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1923年5月，巴金离家赴上海。经过泸县时，他特地上岸买了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繁星》带在身旁。
文字让原本陌生的两个人灵犀相通。
“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有这样的默契打底，两人初识便一见如故，自在情理之中。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得悉冰心经济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巴金与冰心谈起她的著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冰心将此事全权交给这位“小弟弟”。
巴金在经济上的鼎力相助，不仅让冰心感激，冰心丈夫吴文藻也由衷感慨：“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是冰心的好友。
1938年，冰心举家内迁云南昆明时，巴金曾带未婚妻萧珊到冰心家拜访。
此后，萧珊任《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编辑，巴金常“怂恿”妻子向冰心约稿。冰心喜欢萧珊，对她的约稿自然不会敷衍马虎。在她看来，“那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文章”是不会给她的。她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
慢工出细活。可等稿等得心急的萧珊难保不继续写信催稿。她的信“又热情，又撒娇”，有时甚至调皮地写：“你再不来稿，我就要上吊了。”
1961年11月14日，冰心在给萧珊的回信中写道：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我无时不在惦记你。
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
生活注定不会一直风平浪静。
巴金与冰心两个人，或者说两家人的亲密交往，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不得不结束。“文革”中，冰心和巴金音信隔绝，直到粉碎“四人帮”。
但十几年光阴，并没有隔断两个人的友谊。他们始终在心底互念老友，不知对方是否安好。
1977年3月11日，巴金提起笔，给冰心写了十多年来的第一封信。他写道：“算起来十一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到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
正是这封信，带来了久违的问候，也让巴金冰心开始了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的鸿雁传书。信中，他们庆幸“重逢”，也谈十年浩劫。当听闻“又调皮”“又撒娇”的萧珊在“文革”中受害致病而死，冰心更为自己失去朋友、老友失去爱妻而痛心。
1980年4月，巴金和冰心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巴金当年76岁，冰心比他还要年长4岁。访问期间，两位老人曾在一天晚上天南地北，开怀畅谈至午夜。
日本一别，到1999年冰心去世，19年中，由于两位老人年事渐高都经不住长途旅行，他们只有少数几次见面，1985年后不复相见，完全靠书信沟通心灵。
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他亦曾感慨：“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而冰心则把巴金的信一直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里。
即便从未中断过书信交流，但1985年后，冰心仍总盼着能有机会再见巴金。巴金研究专家丹晨，就曾在回忆巴金冰心的文章中提到，1985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冰心曾在信中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
巴金之前曾摔伤过腿。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按丹晨所述，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
心信相通 九十七岁的中国文坛祖母冰心，1997年7月在北京医院收到了挚友、中国作协主席巴金从杭州写的亲笔信，巴金在信中写道：“为香港回归欢呼！”
“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
和冰心一样，在不能相见的岁月，巴金也无时无刻不关心着自己的大姐。
在巴金1989年写给冰心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
曾担任《文艺报》主编，并和巴金冰心有过长期交往的作家吴泰昌，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述过这样的往事：1985年冰心爱人吴文藻去世。冰心和吴泰昌说：“我暂不给巴金写信，你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过了不久，冰心之女吴青写信给巴金，巴金在给吴青的回信中说：“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但让吴泰昌更为感怀的，还是后面的细节：1986年5月18日，冰心应北方月季花公司邀请去花房赏花，邓颖超得知消息后，赶去看望冰心。关于两位老人在月季花丛中相会的情景，吴泰昌写了一篇散记发表在《文艺报》上。
文章见报后，冰心又叫吴泰昌去，把当时的细节详述给他听，叫他告诉巴金。吴泰昌说：“巴老看《文艺报》的，他肯定会知道。”但冰心说：“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你写的内容是听我说的，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再给你讲，告诉一下巴金，也让他高兴，文藻去世后，他一定担心我情绪不好。”
点滴细节，可见两位老人几十年惺惺相惜。
冰心的信，确也给晚年巴金带来许多温暖。
那时，巴金几次向冰心诉说各种干扰，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则嘱他“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
难怪当年冰心为巴金捎来红参时，巴金感慨：“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则在回信中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
巴金与冰心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1997年，两人吃力地写下对彼此的思念。
1997年2月22日，冰心写道：“巴金老弟：我想念你，多保重！”同年6月11日，巴金回复：“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您！”
1999年，冰心去世；2005年，巴金去世。
留下的，是两人最真、最醇的友情。
(本文部分细节参考冰心巴金通信及其部分著述，同时参考丹晨、吴泰昌、李朝全等所写所编回忆巴金冰心文章及书籍）
（链接）
当作家遇到作家
就如冰心丈夫吴文藻感慨的一样：“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正因这种性情，巴金收获的友情自然不少。比如，他和萧乾，就是出名的“俩老头儿”。
萧乾夫人文洁若曾对“俩老头儿”的交往回忆：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萧乾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
巴金、冰心、萧乾的友谊，或是对“文人相轻”一说，最温情却也最坚定的反驳。而这样的“反驳”，其实还有很多。
当年，与冰心、林徽因、韩湘眉同获北平文教界四大美人之誉的凌叔华就曾获得来自英国著名文化圈“布鲁姆斯伯里”最真挚的情谊。
“布鲁姆斯伯里”是英国一个松散的、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国“新月社”就是以它为模板建立。
作为“新月派”才女，凌叔华也是徐志摩密友。他一生最机密的文件，包括日记，不放在妻子陆小曼处，却放在凌叔华处。以至他坠机身亡后，无数人向凌叔华索要。
而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最重要的纽带，该算朱利安·贝尔——这位“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离开英国应聘到武汉大学，但他却爱上了文学院院长陈源的妻子、小说家凌叔华。
朱利安·贝尔的感情自是难有结果。最后，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辞职，1937年回到英国。西班牙内战爆发，朱利安不顾母亲和姨妈——“布鲁姆斯伯里”的核心——画家范奈莎·贝尔与作家伍尔夫的反对，应征参战，重伤身亡。
朱利安去世后，凌叔华与伍尔夫开始通信。伍尔夫给凌叔华寄去了自己的著作《自己的一间屋》、《岁月》和《海浪》。她们探讨其中细节，凌叔华称伍尔夫为老师。之后，凌叔华把自己写的文章也陆续寄了过去。伍尔夫告诉她：“孩子，保持那种神秘的异国感吧。无论何时，身在何处，都请用你熟悉的汉语思考，之后再译成英文。这是你难得的中国特色。”在伍尔夫的鼓励下，凌叔华一直写了下去，即便身处战乱。她把自己的作品，一章章寄给伍尔夫，陆陆续续十几篇。伍尔夫对每个章节一一评点。后来，凌叔华在战争中不幸弄丢了自己的手稿。伍尔夫手里，却有一份写满批注的完整版。之后，在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的帮助下，凌叔华在英国推出自传《古韵》。
也许文坛自古不缺作家间的互相厌弃与倾轧，像巴尔扎克就曾指责雨果利用记者对他进行攻击；雨果和大仲马因戏剧演出发生争执，最终翻脸；龚古尔兄弟总在斥责别人抄袭他们——说福楼拜模仿他们的未完成过去时用法，左拉剽窃他们的小说主题……
反观巴金等人用文字结下的情谊——或许，作为作家，与其留下些枝蔓丛生、风生水起的“传奇”，不如多写些真诚的文字，来得历久弥坚。
《小康》201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