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可信 所以可爱 京港澳高速沿线，道路养护工人用一个个沙袋筑起长堤。在今年的“7·21暴雨”中，150名农民工奋不顾身，从湍急的水中成功救援了182名被困群众。 父母一直高居“最信赖的人”榜首；农民、军人、学生、教师和农民工，牢牢占据着“诚信职业榜”前五位；北京人、山东人、香港人，连续第三年包揽“诚信地域排行榜”的前三名；而德国人则在“中国人对20国集团中外国人的诚信形象排名”中保持状元身份 在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能够相信谁？《小康》在历年的“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中一直在寻找那些“最可信”的人。 九成人最信父母 配偶信任度提升 在近三年“最信赖的人”排行中，父母一直高居榜首，前两年，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而今年，“配偶”由前两年的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不过，“配偶”（56.0%）的信任度还是远远低于“父母”（90.3%）的信任度，“兄弟姐妹”（39.1％）的信任度则降至第三位。 作为“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三大单项指标之一的“人际信用”指标虽然比上年度提高了0.2个百分点，但却比“政府公信力”和“企业信用”这两个指标的提升幅度都小很多。与此相关联的是，《小康》对人际信任范围的调查发现，有1～3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最大，为41.1%；有4～6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31.6%；选择6个及以上的占比21.0%。而在前年，却是身边有4～6位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多数；去年，有1～3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38.3%，选择6个及以上的占比31.4%。 “从人际信任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教师鞠春彦博士认为，与去年相比，只有1～3个可信任的人的比重上升了，而选择“6个及以上”的明显下降了，说明人际信用的圈子在缩小，这种人际信任关系与市场经济对社会信任的客观要求是相悖的。现在的社会正处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的时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所以社会信任度便也随之降低了。 据鞠春彦博士介绍，一般而言，1～3个可信任的人往往都属于“核心圈”的人。在人际关系中，基于血缘姻亲的伦理是一个很核心的部分，主要反映的是亲密关系。信用是现代化的生命线，现代社会需要有普通性意义的信任关系存在。但和“九成人最信父母”的调查结果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只有1～3个可信任的人的受访者，除了父母之外，朋友层面的人实际上可能也被排除在“可信任”之外，更不要奢谈“生人”之间的信任了。 为何朋友会变得越来越少？鞠春彦告诉《小康》记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父母、配偶都属于亲密关系，属于一种自然的情感，也是最容易建立起信任关系的，并且这种信任是纯粹、无条件的；而朋友、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往往建立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在认同的互惠原则基础上解决问题，信任便是无效的。近些年来，“杀熟”的现象多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关系纠结等，都对传统关系本位的信任提出了严峻挑战。 农民、军人连续7年获“最佳诚信”印象 自2006年起，《小康》已连续7年发布“诚信职业榜”，从历年排名可以看出，农民和军人不仅入选率最高，而且每年都交替占据着前两名的位置。今年，在对34类不同职业群体的诚信形象调查中，农民、军人、学生、教师和农民工，被选为公众心中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有两类职业群体诚信度明显上升，运动员首次进入排名前十位，而普通公务员的诚信度排名首次进入前六。 在诚信地域评选中，北京人、山东人、香港人，则是连续第三年包揽前三名，今年排在第4至10位的依次是：上海人、黑龙江人、江苏人、河北人、辽宁人、澳门人和天津人。 在“中国人对20国集团中外国人的诚信形象排名”中，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法国人列前五位，在前两年的排名中，德国人始终保持状元身份。 从“诚信职业榜”上，鞠春彦博士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离社会距离越远，诚信形象则越好。例如农民，一旦成为了农民工，给人留下的诚信印象就会下降。”虽然七成受访者表示，“亲身交往接触的感受”是对某个群体或某个地方的人形成某种印象的主要依据，但在鞠春彦博士看来，“刻板印象”也是影响调查结果的重要因素。而在社会学中，“刻板印象”也被称为“定型化效应”，这种印象一旦形成了，便很难被打破。 （《小康》实习记者殷洪英对本文亦有贡献） 《小康》2012年第0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