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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8月《小康》
  栏目:小康指数
六成受访者认为教育“不公平”现象严重

★文 /《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鄂璠

 入园难、入园贵,教师素质和解决教育公平,打破城乡教育差距,是中国公众最关注的三大教育问题。六成受访者对中国教育给出了“不公平”评价,五成受访者对目前国内教育表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
  “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 曾经有网友在网上发起这样的讨论。
  尽管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中国教育会比中国足球更有希望,因为这条路一直有人走,就算现在是走错了,走进弯路了,但总会有摸索到正确路子的一天”。
  有人说,2012年将成为中国教育新起点——因为教育“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实施,因为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实现。1993年,4%这一目标被写入当时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希望在上世纪末完成。但却一直未能实现,直到2010年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才明确,“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用了十年时间。《小康》调查显示,对于4%这个数字,超过半数的受访者给出“合理”评价,其中有39.2%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合理,但有些偏低”。中国是否有能力再继续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73.6%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认为“政府有这个能力。”
  公众对于教育经费投入的较高期待,能否反映出公众对于教育未来的深切期望?中国教育是希望更多,还是无奈更多?
  2012年6月至7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
  经对调查结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得出2011~2012年度中国教育小康指数为69.1分,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小康》调查显示,五成(50.1%)受访者对目前国内教育表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较去年的“不满者”(60.1%)下降了整整十个百分点。对于未来中国教育,7.0%的受访者认为“非常有希望”,33.5%的受访者认为“比较有希望”,27.8%的受访者认为“比较无奈”,9.0%的受访者认为“非常无奈”,还有22.6%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楚”。总体而言,看好未来者(40.5%)人数略高于对未来不抱有太大期望的受访者(36.8%)人数。
  七成受访者认为“小升初”择校严重
  六成受访者最关注义务教育
  过半受访者认为义务教育的最严重问题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小康》调查显示,在最受关注的教育类型中,义务教育(61.2%)、高等教育(52.8%)和学前教育(49.0%)居前三位。去年,有55.3%的受访者表示最关注义务教育,今年关注义务教育的受访者比例则提高了5.9个百分点。近三年来,这三种教育类型一直稳居前三位。
  “义务教育的关注度比去年有所提升,我认为和两个因素有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分析说,“一方面,在义务教育阶段,父母们对教育的关注度确实更高了;另一方面,义务教育本身存在着均衡、择校、单一等问题,而学校、家庭所期望的‘责任链’并没有形成。”
  “您认为中国义务教育存在的最严重问题是什么?”
  在参与2012年“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的受访者中,57.9%的受访者选择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差距大”,占比最多;接下来依次是“应试教育”(43.5%)、“财政经费投入不足”(33.7%)、“教育费用高,家长经济负担重”(27.4%)、“教师素质”(25.7%)等问题。
  在不少教育专家眼中,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择校热”问题,正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产物。近几年来,尽管教育部门不断加大教育均衡化发展的力度,严控并逐年减少择校生人数,然而对于名校的向往,仍令许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和重点学校“牵肠挂肚”。
  6月22日,南京“小升初”招生电脑派位在全市12所民办初中及南京外国语学校举行,从4254名报考学生中“摇号”产生2240名获得该校入学考试资格的考生名单。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名校,众多家长顶着烈日查询派位结果、了解招生信息,争抢入学名额。不仅在南京,在国内许多省市区这样的场景频繁上演,小升初的明规则、潜规则让诸多学生家长叫苦不迭。
  此前的5月20日至21日,北京市各区县进行“小升初”特长生测试,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等“牛校”门前,凌晨两点就有家长排队,数万小学毕业生更是“赶场”考试,只为能躲开听天由命的“大派位”;6月25日,重庆市的一些中学开始进行小升初报名或面试,在门槛很高的重庆八中,来自各地的家长带着孩子冒雨报名;在云南昆明,云大附中和云南师大实验中学作为关注度最高的学校,7月1日分别迎来1.8万左右和近1.5万的考生,不少考生在参加完长达5个小时的两场考试后,都喊道“有点累”,而大多数家长则是“全程等待”。
  在《小康》关于“小升初”择校问题的调查中,48.6%的受访者直言自己所在的城市“小升初”择校现象“比较严重”,26.9%的受访者甚至认为择校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12.6%的受访者认为“不好说”,仅有12%的受访者认为择校现象“不太严重”或者“不存在”。
  而对于“小升初”择校竞争的最主要原因,接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是“教育资源失衡”,远远超过认为“家长望子成龙”的受访者人数,还有少数受访者认为是“优势阶层谋取特权”、“学校追求特殊利益”和“教育投入不足”。
  幼儿园收费“贵过大学,涨幅堪比房价”
  五成受访者呼吁幼儿园“收费公示”
  1/3受访者对于幼儿园收费涨幅“完全不能接受”
  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已经从义务教育阶段提前至学前教育阶段。
  7月13日上午8点,柳州市谷埠路公办幼儿园开始招生报名。为了让孩子能进公办幼儿园,近百名家长提前两天就开始排队,由于人数众多,甚至一度惊动了警方。数据显示,这座广西省区域中心城市到2011年时共有171所幼儿园,但公办幼儿园却只有14所。
  比排队更让家长“苦不堪言”的是幼儿园收费“贵过大学,涨幅堪比房价”。
  7月10日,广州市教育局公布最新出炉的《广州市公办幼儿园认定标准(试行)》、《广州市公办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和《关于调整广州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并面向社会公示。
  最新公布的广州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是:省一级全日制幼儿园 1050 元/生/月,比原标准涨了 780 元;省一级寄宿制幼儿园 1575 元/生/月,比原标准涨了 1155 元;市一级全日制幼儿园 729 元/生/月,比原标准涨了 509 元;市一级寄宿制幼儿园 1094元/生/月,比原标准涨了 734 元。
  公办园涨价的同时,不少民办园也以“成本上涨”为由,提高收费标准。
  今年的幼儿园学费涨价似乎比往年来得更为“猛烈”。在“中国公众最关注的十大教育问题”中,“入园难,入园贵”由去年的第10位“蹿升”至今年的第1位。
  对于幼儿园收费的涨价幅度,公众感受如何?《小康》调查显示,32.2%的受访者“完全不能接受”,27.7%的受访者感到“很惊讶,不可思议”,19.9%的受访者“不太接受”,而“勉强接受”和“能够接受”的受访者只有18%。
  去年9月,各地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编制工作全部结束,正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十二五”时期,中央财政将投放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学前教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上实施学前教育系列重大项目。通过实施国家学前教育重大项目和三年行动计划,三年内全国会增加数万所幼儿园。
  其实,在公众眼中,“增加幼儿园数量”并非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最佳抓手,《小康》调查显示,在中国公众认为能够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五大举措中,“大量增加幼儿园数量”(26.8%)仅列第五位;公众最急切呼吁的是“幼儿园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51.9%);其次是“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38.0%)。
  “现在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主要还是幼儿园之间的不均衡导致的。”储朝晖告诉《小康》记者,现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权有钱的子弟进优质公办园,没权没钱的子弟进民办园,农民工子弟进黑园”,这句话基本上反映了目前入园的现状。
  储朝晖建议,幼儿园的收费应该建立一个多方协议机制,让幼儿园、社区、家长、政府管理部门等方面一同协商。“长期以来都是政府一口价,这是行政过度主导的结果,没有必要。幼儿园要说明自己的成本,让家长了解,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能够生活、学习得更有价值,相信家长会愿意接受。”储朝晖说。
  四成受访者为找好工作接受高等教育
  40.8%的受访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最严重问题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
  长期以来,户籍“篱笆”把教育公平挡在了“户外”,“须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政策困扰着不少优秀的学子,如今,这项政策终于有望“突围”。
  7月初,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河南高校调研时透露,教育部联合多部委制定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异地高考方案已经获得国务院同意,将适时发布。杜玉波还表示,将会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城市资源承载能力等因素来确定具体方案。
  今年两会前夕,随迁子女家长发起“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呼吁书”签名活动,共征集到超过9万个签名。可见,关于“异地高考”的呼声,在公众当中反应十分强烈。《小康》调查则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对于推进“异地高考”,8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异地高考方案将发布”的喜讯刚刚传到公众们的耳朵里,一组数据的发布却让很多人不再喜悦:在只有7.3万人参加高考的北京市,北京大学的计划招录人数为614人;在有82.5万人报名参加高考的河南,北大的计划招录人数却只有108人;在有55万人参加高考的山东,则变成了72人……为此, 8名律师联合致信教育部,反映在京部属高校在招生中存在严重地域歧视问题,并建议教育部改革招生制度、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等等。
  作为中国各类考试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考试,高考改革被寄予厚望,有种说法是,“抓好了高考改革,就像抓住了教育改革的‘牛鼻子’”。
  今年1月20日,教育部印发《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研究高考改革并制定发布改革方案,规范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规范高考加分。
  “我觉得必须要尽快实施高考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克抗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高考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高考不改革,培养出的人就只是分高,而其他方面往往都不行。”在何克抗看来,分数只是选拔人才的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即便是看分数,也不能只看一次高考的分数,而应该看历年的平时考试的考分,另外还有综合素质。“高考要由一次定终身、严进宽出改成宽进严出,以推荐为主。越早废除全国性高考越好,这才是根本的,异地高考只是单兵突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根本问题就是对于高考体制的改革。”何克抗说。
  而“深入推进高考改革”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15万,比去年减少2%。自2008年高考报名人数达到最高峰时的1040万之后,这已是连续第四年出现下滑趋势。高考人数下滑,给公众带来的印象是什么?《小康》调查显示,44.8%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反映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质疑”;29.4%的受访者认为“上大学性价比不高,自然会下降”。
  上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在“2012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中,44.6%的受访者坦言,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大目的是“找一份好工作,未来有较好的生活”。与此相对应的是,40.8%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是中国内地高等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接下来才依次是“教学质量不高”(37.7%)、“人文教育匮乏,学生素质成问题”(24.6%)等等。
  在储朝晖看来,就业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表面问题,而从根本来讲,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管理体制。
  高等教育在中国遭遇的尴尬,从“您认为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应该是什么?”这道题中即可看出,34.3%的受访者选择“培养人们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列第一;23.8%的受访者选择“培养专业人才”,列第二。“这两个选项的排序应该倒过来。”储朝晖告诉《小康》记者,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专门人才,而培养公民是义务教育阶段就应该完成的任务。而这一方面反映了公众对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任务认识的误区,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存在的误区和偏差,缺少了“大师”和“创新精神”的象牙塔,要培养出优秀的专业人才,的确很难。
  公益教育培训面临合作困境
  教育公平关注度较去年提升4位
  仅两成人认为中国教育“公平”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最近撰文称,教育公平是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他指出,“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是人民群众最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教育公平始终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目标,但资源配置还不够合理,教育发展还不够均衡,群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愿望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缺的矛盾比以往更加突出。”
  《小康》调查显示,建设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也是公众的强烈呼声。“解决教育公平,打破城乡教育差距”排在“中国公众最关注的十大教育问题”排行榜第3位,比去年上升了4位。
  高关注度的背后,是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忧虑。41.4%的受访者觉得目前中国教育“不太公平”,19.5%的受访者觉得目前中国教育“严重不公”——总共有六成(60.9%)受访者对中国教育给出“不公平”评价,另外还有17.0%的受访者感觉“不好说”。对中国教育公平程度给予正面评价的受访者仅有两成。
  被很多基层教育工作者称为“泡在小学课堂里的大教授”的何克抗,是我国第一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教育技术学科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在接受《小康》记者的采访时,他正准备启程赶赴甘肃。从2000年开始,何克抗将“跨越式教学法”推广到全国30多个试验区的400多所学校内,用身体力行的方式促进教育公平的理想追求。这些试验点从北京的远郊区县一直延伸到河北丰宁、宁夏永宁、甘肃成县等地区。
  “现在全世界都关注教育发展,但只有一条道路、一个方法,就是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强调教育机会均等涉及到师资、办学条件、学校的软硬件设施以及教学环境等,这些都要尽量均等,不能在城市与农村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有比较大的差别,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要靠国家财政的投入和政策的倾斜,全世界都如此。”据何克抗介绍,教育机会均等就是教育起点公平,让国家政府拨款,更多关注农村,例如现在中国教育实施的“三免一补”(免课本费、免杂费、免文具费,对小学半寄宿制学生和初中困难学生生活给予补助)政策等,目的就是要让教育的资源配置相对均衡,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跨越式课题的核心是一种被称为“2—1—1”的教学模式,主要用于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在数学学科教学中也有过尝试,以语文课为例,前20分钟是老师对课文的讲解,接着是学生自主进行的10分钟拓展阅读和10分钟写作练习。2003年,何克抗选取了在深圳南山区最偏远的白芒小学做试验。当时这所薄弱校96%的学生都是农民工和打工者的孩子,成绩在全区55所学校里总是倒数第一。参加试验后,仅用3年时间,总成绩就进入全区前10名。
  在何克抗看来,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孩子,也应该享受优质的教育。因此跨越式教学,既不挑生源,也不挑师资。
  《小康》调查显示,在“中国公众最关注的十大教育问题”排行榜上,“教师素质”由去年的第3位上升到今年的第2位;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加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教师流动,促进师资均衡”是实现义务教育均衡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如何促进教师素质提高,除了教育部门自身不断加强继续教育的培训,一些民间慈善力量也将教育培训纳入进来。由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起的公益基金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今年已经进行到第六期了,六月份因为湖南省教育厅“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的态度,引发了崔永元“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的质疑,虽然双方最后以“不骄傲,不气馁,不懈怠”的姿态化解矛盾,但还是引发了关于公益机构如何参与教育培训的争议。国内类似的机构还有中华慈善基金会与宝马中国共同发起的“爱心基金点亮希望教师”等活动。在何克抗看来,“教师素质”并不是大问题,只要有合适的培训方式,可以让很多普通的老师变成优秀教师甚至名师。现在,每到一个地区开展试验,何克抗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于教师的培训。之后,培训师资的过程还会通过听课、评课来反复强化。
  80%的受访者受过体罚
  七成受访者认为家庭教育“要让孩子快乐”;最反对教师“体罚”学生,但过半人认为“狼爸”教育有可取之处
  在一个人走进学校之前,最早接触到的应该是家庭教育。因此,父母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专家刘伯伟在作关于“父母怎样培养好自己的孩子”的报告时,曾说,“孩子一生需要接受三个层次的教育,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顶天立地,作为‘地’的家庭教育和作为‘天’的学校教育同样是必不可少,只有地基夯实了,打牢固了,才可以撑起美好的明天。”
  上半年,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等七部门联合编制并正式印发了《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不少地方都加强了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河北晋州创办了家庭教育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福州正加强社区(村)家长学校建设力度……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让他们的教育水平达到艺术化的程度。”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全国网上家长学校特聘专家蔡蔚告诉《小康》记者,“达到艺术化的程度,不是很难,不需要很多知识,只需要把教孩子学说话、学走路时的心态和方法用上。”
  然而,让蔡蔚感到担忧甚至有些愤怒的是,2011至2012年度,中国的家庭教育可谓是“动物凶猛”,“虎妈”不准孩子经常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不准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不准任何一门功课的学习成绩低于“A”,不准在某一天没有练习钢琴或小提琴;“狼爸”则高调、公开地喊“打”,“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鹰爸”要求4岁儿子在雪地中裸跑。对于这些教育方式,蔡蔚表示坚决反对。而《小康》调查显示,58.5%的受访者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教育方式,但认为有可取之处;21.1%的受访者表示“赞同但不会效仿”;8.0%的受访者“赞同并会效仿”。
  有时候,在电视中看到孩子遭遇家长或者老师体罚的画面,作为教育专家的蔡蔚会难过地流下眼泪。“您是否被家长和老师体罚过?”调查数据令人触目,高达80%的受访者有过被体罚的经历,其中46.8%的受访者“既被家长体罚过,也被教师体罚过”;17.8%的受访者“只被老师体罚过”;15.4%的受访者“只被家长体罚过”。与此相关联并值得思考的是,在“最令公众讨厌的教师行为”排行中,“歧视、侮辱、体罚学生”被排在了第一位;而在“最令公众讨厌的家长行为”排行中,“打孩子”却只被排在了第10位。
  《小康》调查显示,对于“教育孩子所秉持的理念”,73.2%的受访者选择了“要让孩子快乐”;62.3%的受访者选择了“尊重孩子的选择”——这两个并不低的数字,或许就是40.5%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中国教育“有希望”的理由。“对于未来中国教育的总体判断应该是这样的,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教育应该贯穿人生的整个过程,对教育产生影响的也不只是学校,不只是政府。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政府和学校对教育产生了主要的作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实现一个转变,要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教育做主。”储朝晖说。
  而可以对自己的教育做主的孩子,必然是快乐的,而且是受到尊重的。
  (《小康》特约记者欧阳海燕,实习记者许多、傅旦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教育?
  文|冯薇
  7月7日,全球中国联接第四届亚洲峰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在“高等教育体制及其创新”小组讨论中,定居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外籍专家和节目顾问莫大伟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说在培养学生基本功方面。
  但莫大伟坦言,中国教育在开发学生创造力方面有所欠缺。“中国和美国家长在‘什么样的孩子是好孩子、优秀孩子’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很不同。美国的家长认为有创造力的孩子是好孩子,但中国家长认为孩子还在学习基本功,怎么会有创造力呢?孩子什么都创造不了。”在莫大伟看来,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家长在教孩子“基本功”,而美国的家长在教孩子“在没有主意的时候,如何解决一个问题”,而这样的文化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个国家的教育体系。
  莫大伟比较赞成在教育体系上奉行中国的“中庸之道”,即集合中国和美国教育体系中各自好的部分。莫大伟注意到,中国的一些高校已经有了“自主招生”的案例,脱离传统高考来选拔学生,比如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的教育体系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革,变得有些灵活了。”莫大伟说,“中国需要建立‘多级的教育体系’,像美国一样,有大学、有学院,还有培训机构。”
  《小康》2012年第08 期

 
编辑:翎翾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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