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何伟这样的西方记者，并不热衷发掘中国轰动、爆炸、惊悚、巨变的故事。他们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和常态的中国社会，冷静地讲述着转型中的中国故事，一个也许连中国人自己都没深入了解的世界
仅仅是摊开一张世界地图，你也会发现，过去几年间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道格·桑德斯所做的事情并不容易——他只身一人，做了一场全球之旅。
2007年，桑德斯在完成了对《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作者雅各布斯的采访后，萌生了撰写一部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的想法。于是他一路走过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的重庆、四川和深圳等地，最终完成了《落脚城市》一书。今年4月，该书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发行，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落脚城市，农村居民前往城市后，最初落脚并聚集定居的地方。其英文为Arrival City，直观表现了乡村移民迁移、到达、开始新生活的一系列变动。尽管在世界各地，所谓落脚城市有着不同的名称：在发展中国家，它更多被称为“城中村”，在发达国家则是指移民社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国城、小印度、都会贫民窟……
桑德斯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对落脚城市给出的解释是：相对于以往静态的、足以对人产生误导的“移民门户”和“原始社区”等传统学术与官僚用语，落脚城市更形象地表达出这类地区的动态与过渡性角色。
巧合的是，另一位西方记者，《纽约客》的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最近也在中国出版了一本多年前就写成的观察中国的书《江城》。
何伟在中国居住多年，去过很多地方，接触很多人，先后写了3本书，他的《寻路中国》在去年出版，而另一本《甲骨文》，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围观中国，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版。
这么多年，西方的作家和学者大量围观中国，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视角和兴趣都在发生着变化，而这背后，其实也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变化。
“给城市落脚者以机会和希望”
桑德斯坐在《小康》记者面前，回忆自己的写作之路，他说，做记者多年，游历四方的生活方式让他养成了观察城市的习惯。有时，他会换一身装束，走进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角落，也就是他书中那些所谓的落脚城市。
他说，这些过渡性的空间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的暴力冲突的爆发地。
桑德斯的落脚城市故事从重庆市郊外名为“六公里”的村庄开始。
“六公里”是建在坡地上的城郊结合地，在未经规划也没有申请许可的情况下以砖块与水泥搭建而成的二三层楼房交叠耸立，以难以置信的角度突出于地表之上。这让桑德斯第一次远远看过去时，简直以为那是城市边上的海市蜃楼。
在当地一位纪录片导演的协助下，桑德斯找到几户在此居住数十年的人家，打工者王建告诉桑德斯，这里虽然肮脏狭小，生活却比乡下好得多。“在这里，你只要找对了谋生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乡下，你只能努力填饱肚子。”
桑德斯发现有些落脚城市发展到一定时期，就成为一座真正的大城市，而此时，城市在大拆大建中变得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那些原本给外来的梦想移民提供多样的居住空间的落脚城市的元素，却被不断稀释，瓦解了很多人最后进入城市的可能。而这最后只会让整个城市发展限于某种困境。他说，比如深圳，就是这样。
“深圳是全球特地兴建的落脚城市当中最大的一座。”桑德斯说。直到1980年，深圳还只是一座小渔村，人口也仅有两万五千人。后来邓小平宣告这里为经济特区，不受劳动力迁徙的限制，并可自由实行市场经济政策。于是，这里随即成长为一座工业集散地。根据官方资料，深圳的人口到了20世纪末已接近九百万，但实际上应该超过了一千四百万，其中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乡村移民，聚居在工人宿舍里。
桑德斯认为，今天的深圳，已经是“无法落脚的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和发展狂飙之后，深圳的发展也出现了瓶颈。
2008年，桑德斯原本想要走访深圳民乐村，它位于深圳西北部的郊区。然而，他却发现那里只剩下一片早已夷为平地的狭长土地，那块土地上正在兴建更多密集的公寓大楼。这些小公寓对于月薪五千人民币以上的白领而言也是勉强才能负担得起的住宅，对一般工厂的打工者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桑德斯援引中国学者秦晖的话说，“深圳和其他城市都应该主动允许廉价居住地区的存在。如此一来，包括外来民工在内的低收入人群才能待在自己工作的城市。”
城市规划者与政府经常把这些城市飞地定义为静态的附属物，是健康城市的不良增生物。桑德斯说，这是不对的。“任何一座城市，如果无法提供正确健康的流动通道，都是危险的。”
当落脚城市存在的可能性被瓦解时，桑德斯想知道，背后的乡村，在落脚城市的演变历史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于是他来到四川乡村。“乡村发挥了失业保险的功能，但代价则是家庭的离散。”桑德斯说。2009年初，据估有两千万落脚城市的打工者（居民总人口数约为一亿五千万）抛下城里的住处而返回了乡村。不过，到了2009年9月，随着经济复苏，当初离开北京返乡的移民又有百分之九十五回到了城里。
桑德斯告诉《小康》记者，他最大的期望是让人们与他一起发现，“落脚城市里还有无限的希望，我们必须尊重他们。”
他说，这一点，在当下流动人口众多的中国，尤其重要。
“在中国有如此多的好故事”
当桑德斯深入落脚城市时，另一位外国记者早已住在中国多年，他对这个国家的观察也更持久。他就是《纽约客》记者何伟。
何伟在美国的密苏里州长大，大学毕业之后，他跟朋友一起开始了他们的毕业旅行，从英国飞到捷克，再到东欧各国，然后是俄罗斯、中国。半年里去了三十多个国家。
1996年，他参加了美国“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作为志愿者，在四川小城涪陵支教。
在涪陵两年多，他写了对这座内陆水边小城的观察。这本书直到今年，才有机会在中国出版。
不同于去年出版《寻路中国》，这一次何伟没有在中国展开一场辗转多地的签售。去年签售时，他在中国掀起一轮追捧风潮。
从1999年到2004年，他把在中国做记者期间接触到的纷繁的人物、事件写进他的第二本书——《甲骨文》。
在中国的游历，让何伟见证着这个国家迅速的变化，从2001年到2007年，他在北京郊外的三岔口村居住，还在浙江的一个小城市丽水住了一段日子。这地方以前比较偏僻。浙江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但是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有一个本地人说，“我们是浙江省的西藏。”这引起何伟的兴趣，在随后的两年里，他注意到，这里新建了开发区和水坝，外地人也开始过来做生意。
何伟的另一本书《寻路中国》，正是源于他这些年来的行走见闻。
“在今天的中国，这个发展得这么快的国家，可以看到，人们的思想改变了，经验也改变了，我写的大多数都是关于这个的。”何伟对《小康》记者说。
何伟如今和妻子一起，离开中国后，去了中东地区，他想在那里，继续观察一个陌生的国家，写另一本书。
何伟的妻子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也曾长期在中国采访写作，她的名字叫做Leslie T. Chang，中文名字是张彤禾。她也写了一本书《工厂女孩：巨变的中国，从乡村到城市》。
张彤禾其实是个美籍华人，1993年她进了《华尔街日报》，先是在香港、然后是台湾，之后转往中国内地。
她在《工厂女孩》里讲述了一位名叫陆青敏（音译）的16岁外地打工妹，记录了她在东莞初来乍到、找工作，以及后来绝大多数农民工刚进城都有的强大的疏离感。
张彤禾跟随书中的女主角敏一起过年回家，目睹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未变的风俗。那种封闭、落后、蒙昧与孤独，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记录成文。
为了写好这本书，完成自己对中国的工厂女孩的深入观察，她从《华尔街日报》辞职，用了三年扎根东莞，与工厂女孩交朋友，肝胆相照。当她后来开始写这些女孩的故事时，远在美国的老东家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用了很多篇幅，来发这组关于中国工厂女孩的连续报道。
“在中国有如此多的好故事。”何伟说。
如今，何伟夫妇已经离开中国，作为《纽约客》在华的接班记者，欧逸文的表现同样让人无法忽视。他写了中国年轻的新保守派、大亨的起伏上下、非洲移民的涌入，还有中国顶级拳击手的生活。在他笔下，描述了“身材小、健谈、好斗”的“女教父”媒体人胡舒立，也写下了在中国导演的政治谱系里很难定位的“既不是持异见者也不是娱乐大众者”的贾樟柯。
至于何伟，像涪陵那样的二三线小城镇，一直是他感兴趣之所在。他说：“即使一个像工厂一样小的群体也能透射出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
围观中国流变史
从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可以清晰看出多年来外国人围观中国的流变：最初领袖人物到后来慢慢出现中国普通人的面孔，比如80年代的工农兵，90年代的长城上的新青年，2000年代后的工厂青年。
外国记者如今更愿意从细节观察中国，他们用更多的目光去观察和考量中国的基层和民众。2008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驻华记者罗德·吉福特沿着312国道线，从上海起步，穿越戈壁滩沿丝绸之路前行最终到达新疆，然后完成《中国行》一书。
1995年就来到中国的迈克尔·梅尔，他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居住过两年，2009年，他写了一本《老北京最后的日子》，在自己日常体验和观察中展现老北京胡同和胡同居民在迅猛的城市规划漩涡前所面临的困境。
还有一本书名叫《内裤从哪里来？一包内裤看中国》。作者新西兰作家本尼特来到内裤生产的源头，他探访了中国上海、泉州等地。随着这包价值8.59新西兰元的内裤背后的故事渐渐展开，本尼特见到了一个让他吃惊的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
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沃茨2003年来到中国，他从山西的非法煤矿，到白鳍豚、藏羚羊的消亡，再到广东省的垃圾处理厂，追踪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事件和人物，最后写成《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一书。
而曾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杂志社驻中国的负责人詹姆斯·麦格雷戈（James Mcgrego）也写出一本《十亿消费者》，试图探讨这个庞大的国家数量巨大的消费者的故事。
（资料整理谈乐炎）
《小康》2012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