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昊
编剧杭程和导演陈明昊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默契与共识，《蚂蚁没问题》只提出问题，不明确答案。
导演陈明昊在《蚂蚁没问题》里留下了更多的遗憾，他一直想在剧场里做一个连接舞台和剧场二楼坐席的轨道，在话剧结束时，主人公三只蚂蚁坐着小船从楼上“飘”到楼下；在二楼舞台墙壁开着的窗口里，挂上一轮能够独立发光的皎洁月亮；三只蚂蚁借着窗口下沙土堆出的“小山丘”，一齐爬到二楼窗口继续表演……但这些他最终都没能做到。
即便如此，被圈内公认为“戏剧守望者”的陈明昊却也在戏中“玩”得淋漓尽致，他不顾另外两只“蚂蚁”的争辩，一厢情愿地围着舞台连续狂奔十几圈；拖着硕大的身体，独自登上通往二楼的单薄梯子；更是在这个倒春寒的舞台上，也被水龙头喷得晕头转向……这就是陈明昊说的，“所有道具和一切花样同演员的表演比起来，都显得容易舍弃，只有演员的表演才是戏剧的血液。”
很多看了《蚂蚁没问题》的观众往往比陈明昊本想要表达的观点更多，也更具深度，在陈明昊看来，“这样挺好，哪怕你看不懂，哈哈一笑也挺好。”显然这并不是编剧杭程的初衷，“能让观众看得懂，才是戏剧的出发点。”即便在《蚂蚁没问题》的呈现中，编剧杭程和导演陈明昊都有着各自的立场和想象，但是他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默契与共识，《蚂蚁没问题》只提出问题，不明确答案。
从武昌起义到问题蚂蚁
陈明昊热爱一切动物，除此以外，他也热爱张楚。
“蝗虫的大腿，蜻蜓的眼睛，蝴蝶的翅膀，蚂蚁没问题……”这首张楚的《蚂蚁》一直催促着陈明昊做一出他从小热爱的，有关“蚂蚁”的戏。
去年，陈明昊找到了正在研读辛亥革命的编剧杭程，告诉他自己想要做一部有关蚂蚁的戏。在研究了几本关于蚂蚁生活习性的书之后，杭程发现，“用蚂蚁来把自己正在读的辛亥革命那点事儿写出来，再合适不过。”
如今很少能够有人把《蚂蚁没问题》和武昌起义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陈明昊二度创作之后与杭程原著最大的不同。“有几个文学社的士兵，因为一次偶然的巡查，把巡查的小头目打死了，这就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这个偶然的因素引发的辛亥革命。”杭程说。即使这个场景在舞台上依然被呈现，却很少有人觉得这就是武昌起义，为此，杭程几乎强迫陈明昊把自己的剧本印出来，随票附赠给每一个进场的观众。
相比于辛亥革命，陈明昊更想表达杭程剧本中蚂蚁的一种“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状态。”他反而更关注“个体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找到自我，剧中的‘爱情蚁’从无意识到了有意识，最终收获了爱情，完成使命，其他两只“技术蚁”和“诗歌蚁”虽依然没有找到自我，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并最终得以实现。问题在于，即使有了自我意识，实现了愿望和理想，生活变了，但他们本质依然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这种貌似有改变，本质没有改变的生活状态，也是杭程想要提出的问题。
取舍之间
杭程的剧本写得极其顺手，前后只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在杭程看来，这种顺利的事态，得益于关于一只“耳机”的灵感迸发。
杭程觉得，写作一定有一个点位是难点，这个“难点”是被杭程无意间写出来的一只耳机打破的。“我一想到耳机这个事就马上写通顺了，之前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写，起笔就写了，写着写着就写出一只耳机，这只耳机是人类的耳机，能发出声音，掉到蚂蚁洞里面。然后就不断地发出声音。这个戏应该不断有一个声音存在，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刺激。”
在杭程看来，这只耳机就是一个不断激化矛盾的导火索，“蚂蚁的‘觉悟’应该有外部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如果说内部原因，比如他自身劳累、受压迫、受迫害被殴打，是起不到关键性作用的，必须有一个外部的东西不断刺激它，这个外部原因，耳机起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这个不断引起蚂蚁“幻听”的外部刺激，在杭程看来，实际上是象征着孙中山，“一个人在不停地鼓噪你去改变的声音，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发生关键性的变化了。”
在《蚂蚁没问题》最终的呈现中，这只耳机被一个大喇叭代替。陈明昊在一个月的排演中，不断磨合与剧情的关系。在把二十吨土搬到剧场的时候，陈明昊发现，一些跟这些土气质不相符的东西，都需要被淘汰，同时也需要生长出一些东西，但这些都必须在蚂蚁本身有的质感之间。为此，他把更多的空间留给演员，“很多东西也都是他们发挥出来的，但是也在不断演出的过程中，再次删减或者增加，慢慢越来越符合蚂蚁本身的质感。”
蚂蚁真的没问题？
“天之下不多不少两亩三分地，冬天播种夏天还不长东西，我没有彩虹也没有牛和犁，只有一把斧头攒在我手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明昊只是喜欢听张楚的这首歌，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歌词中的蚂蚁。
这几年，陈明昊一直在想歌词中“蚂蚁没问题”这几个字究竟代表着什么，“蚂蚁也不会说话，几千万年他的生命系统一直就是这样，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老是这样，分工特别明确，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它这个物种就一直在，就觉得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真的是没问题吗？”
于是，他把三只自认为没有问题的蚂蚁摆在舞台上，他们循规蹈矩，不违使命地辛勤挖洞，他们也一直在唠叨着“蚂蚁没问题”。“虽然蚂蚁们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但是所有观众都能看得出，他们都有问题。反而如果一只蚂蚁有问题，才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陈明昊发现，在通往答案和最终解释的路上，“有很多弯弯绕绕的东西。”
这让陈明昊有了另外一种质疑，“什么事情你看上去没有问题，但事实上真的是没问题吗？”这成了陈明昊最想发出的提问，对于他和杭程来说，“提出问题就已经足够了。”
三方说剧
“这个剧演到现在，出的很多枝杈，很多是一些讲不出道理的东西。这种感觉有点像，当你对一件事情特别专注的时候，突然间走了一个神，是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下走的神，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因为这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当然，确实是有好的东西，一板一眼的，就好像做了一个模子，其实你看到这个模子，铸出来你基本就知道什么样，这有的时候可能你一刀没刻好，刻了一个口子，没准这个模子铸出来的东西就挺舒服，很出彩，当然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在整个的质感里的，这就是我想保留下来的。”
——导演陈明昊
“三只蚂蚁的生活状态，其实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在革命，但是革命之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和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说革命之后，他们的工作条件好了，吃的好一点，但是并没有本质的变化。这是一个持久的话题，永远存在，但是没有一个答案。有反对者，不公平、不自由，我就要去改变，我对此是保持质疑的，你想改变，你怎么改变，你改成什么样？我是在问这个，但是我不会给答案。”
——编剧杭程
“三只循规蹈矩打洞的工蚁，他们的劳动成果不属于自己，他们单调、枯燥、重复的生产行为已经让自己麻木，他们偶尔追求的诗歌、技术和爱情遥不可及，他们的生产方式甚至让他们仨貌合神离。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对经济一无所知，或许有那么点儿文化，却无意间被卷入了一场政治经济文化的激烈震荡之中，几乎被推到了英雄的位置上。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永远是“没问题”，但“没问题”到最后成了蚂蚁们的——也是世界的——最大问题：或者这三只蚂蚁没有思考能力发现问题，或者他们发现了问题却回避问题。”
——剧评人赵晗
《小康•财智》2012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