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上下来，回归世俗，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去过天堂也去过地狱了，你真的懂什么是生活了，现在的生活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更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
2011年5月20日凌晨四点，黄怒波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到距离顶峰48米的位置，他开始频繁摔倒，一种既非伤感也非悲痛的“无意识”让他走不动。后来他知道，这种感觉就是“死亡感”。向导巴桑发现黄怒波的氧气面罩在半小时前就已经损坏，黄怒波大口地吸着山风从珠峰的8700米登到了8800米。
一小时后，黄怒波成功登顶，这是他在完成“7+2”之后，第三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他拿出了记事本，开始朗读自己的诗。相比一年前第一次登顶珠峰时的泣不成声，黄怒波已经平静许多。但他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摘下了氧气面罩，在他心目中，这种时刻，生命的价值抵不上对珠峰的赞颂。
此时，四千公里以外的北京刚刚宣布年内第五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紧缩的银根把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和发行股票两大融资渠道几乎堵死，黄怒波的同行——很多地产商正愁苦于越加紧张的资金链，开始迫不得已选择高成本民间借贷。
从珠峰下来，黄怒波给圣山磕了三个头，感谢珠峰给他放生。这一天成为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天，又一次死里逃生之后，他将告别登山。
如果不是八年前的一个决定，或许，此时的黄怒波不会在拉萨涤荡灵魂，他可能正奔波于四处筹款的途中，一场应酬的酒席，或者某次融资的谈判……
走在政策的前面
2004年，黄怒波在北京CBD的一次土地拍卖上，发现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并非资深的房地产商人，而是来自各种暴力行业，“甚至卖药的、买饲料的都来做房地产了。”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最近自己莫名其妙地惶恐，“这个暴利行业正把人变成‘企业动物’。”
黄怒波决定淡出住宅地产，“市场上总有比你更鲁莽、更有钱、更不要命的，为什么要跟他们抢夺那些有限的资源？”他决定将中坤的重心转向当时少人问津的休闲度假地产。
“九十年代的官员下海企业家很多都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又有政府背景，统揽全局的能力比较强。”这是张维迎对中国第二批民营企业家的评价。在如今住宅市场“一倒一大片”的瓦砾边，能够坐看风云的黄怒波也正是得益于这种“统揽全局”的能力。
“现在很多企业都说不干住宅地产，要转向旅游地产，谈何容易？从买地到规划要两三年，到盖起来要三四年，算算有六七年的时间，但是中坤已经完成这个过渡了。”
走在政策的前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这是黄怒波的“冒险”。
“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面临了最大的市场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已经默默无闻，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张维迎说。
黄怒波的幸运源于他对政策正确的判断。几年前，他判断经济转型要转向内需，转向第三产业，而这正写在不久后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他将旗下画廊系统植入中坤旅游地产的所有景区；在大兴中坤广场的项目中盖了二十个24小时影院和剧场，引进各种演出；中坤度假地产现已遍布中国之外的日本、美国，和已经不再遥远的北欧。
“商业地产走向了城市生活休闲中心，旅游地产解决生活空间，这跟国家的方向一致，而且走在国家的前面，“十二五”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产品已经要出来了。”黄怒波说。
我不是天生的企业家
1985年，作为中央讲师团的一名教员，黄怒波在黄山教了一年的古汉语。这一年他亲眼看到了刚刚进驻中国的外资企业，读了破万卷的书，“很多新的理念，都是那个时候读来的，像‘信息’、‘战略’这样现在听起来很平常的词，那时候都是新词汇。”这一年，在中宣部工作不到4年的黄怒波被提拔为中宣部干部局处长，年仅29岁。
3岁时被打成反革命的父亲自杀，13岁母亲病逝，屈辱和饥饿伴随了黄怒波的整个童年。他记得有一次自己跑到饭馆去乞讨，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客人，最后连一口汤都没给他剩下。他跑到水渠边喝了一肚子的水，可他的胃已经不能容纳任何东西，喝下的水马上被吐出来。
17岁时，他还叫黄玉平，在宁夏农村插队。有一次，他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黄河边，看到翻滚东去的黄河，他握紧拳头，决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怒波”。他想，自己的一生可能会像愤怒奔腾的黄河一样，不会平息。
两年后，他入了党；五年后，他考上了北大；九年后，他被分配到了中宣部。
中央讲师团从黄山回来之后的几年，一向文笔流畅的黄怒波开始写不出年终总结，“一年的时间我没有一天迟到，从早忙到晚，但是每天忙什么呢？只是在忠实地执行各种任务。在大的政府体制里，你只是一颗螺丝钉，不会有大的个人存在价值，再这么下去，一个人除了做官什么都不会做了。”黄怒波决定辞去已经坚持了十年的中宣部工作。
辞职之后，他发现中国社会从来没这么开放过，他突然觉得，不做官，不在体制内还能有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没过多久，他就感到了自己的可笑，每天为印名片和卖复印机之类的事到处求人。“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命运会如何，但是我知道过去的苦日子一定不能再让它回来。”
1992年，邓小平南巡，坚定地说“要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讲话对黄怒波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开始坚定自己的经商之路。1995年，黄怒波创办中坤投资集团，1997年，他和同学李明合作开发的都市网景楼盘，挣到了第一桶金5000万元，之后，中坤又接下了长河湾等项目，地越拿越多，钱也越赚越多。
“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代人很幸运，经历了民族苦难史中的痛苦阶段，又经历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改革阶段，融入到民族崛起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参与者、推动者，这个让我很自豪，接下来我们又会赶上改革开放下一个30年，这时我们又会是引领者。”黄怒波庆幸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六十年的幸运。
登山家的诗意冒险
2003年，黄怒波偶然踏上飞往新疆的慈善之旅。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意外的旅程将会给中坤带来重大的转折。
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长买买提的宴请上，黄怒波喝多了，答应州长到克州投资。此时，喀什的领导闻风而动，设法将黄怒波请到40分钟之外的喀什酒席上，这一次，黄怒波又喝多了，同样许下了到喀什投资的诺言。在接下去的几天里，和田、阿克苏、巴州等地的政府官员也跃跃欲试，相继加入了争取黄怒波的队伍，南疆的旅游大饼被酒精发酵得越来越大。
52度的新疆“伊力特曲”让黄怒波投进了14亿元，也让他收获了南疆五地州最好的旅游景区。黄怒波坦言，中坤所有的项目都是酒醉的成果。
在醉酒的背后，黄怒波有自己的判断，“像喀什格尔这样的丝绸之路的稀有文化，将来一定是稀缺资源，因为在100%城市化之后，边远差异化很大的文化一定具有吸引力，而且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看到南疆的旅游投资，所以他们开价很低。”
但是在投资之后，由于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变动和新疆局势的因素，中坤的投入非但没有收到成效，反而一直在亏损。中坤的名字在新疆遭到“非议”，但黄怒波并不着急，“投资的时候我就知道，南疆的项目，要十年之后才能见效，到时候大家就会理解。”
黄怒波喜欢新疆原生态的地貌景色，“没办法，这是诗人的性格”，他脸上无奈的微笑里有一种陶醉的骄傲。所以，即便新疆的项目至今一直在亏损，黄怒波也从没想过要放弃，“这是我登山的收获，登山登到最后比的就是耐性，不是谁第一个登上去，而是谁能够活着下山。”
城市推动者的批判
2011年11月，在黄怒波《7+2登山日记》出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第九夜》在台湾出版。
在《第九夜》中，笔名骆英的黄怒波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批判现代化城市建设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诗歌界引来了很大争议。作为一个城市的开发者和参与者，甚至是积极的推动者，批判和揭露现代化城市的“罪恶”，黄怒波已经不是第一次，他的作品《小兔子》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日本和法国诗歌界引起了撼动。
黄怒波把自己比喻成曾经的“小兔子”，现在的“大兔子”。“现代社会，道德工具化、文化工具化，人们变得很功利，不尊重死亡、痛苦，对一切都不尊重。所以我在批判这种时代。”他把社会的廉价劳动力比喻成价格低廉的兔子，他们因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被大量地快速繁殖。“有了这些才能有现代化、都市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批判现代化的快速推进。”
诗歌被黄怒波称为心灵的支柱，他把诗写给自己。即便在攀登7+2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中止过写诗。在企业家和诗人之间，他不仅在寻求一种平衡状态，也在追求一种完美状态，“作为企业家我还是要创造财富的，但是我们必须有一批人要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这才是完美的。”
黄怒波说，如果有一天自己不能登山也不能写诗了，还不如死去，他登完了7+2，还好，他可以一辈子写诗。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命运会如何，但是我知道过去的苦日子一定不能再让它回来。
《小康•财智》2012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