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党代表任期制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于1988年率先在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破题为起点，这项改革至今已长达23年了，但各地的改革仍在“试点”中摸索前行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并写入党章，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被置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新高度，这是党的建设中的一大新举措，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大改革。如果以党代表任期制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于1988年率先在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破题为起点，这项改革已长达23年了，但各地的改革仍在“试点”中摸索前行。
《小康》记者专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试图剖析党代表制度改革面临的困惑。
理顺颠倒的关系会触碰既得利益者
《小康》：改革之前的党代表制度存在怎样的弊端？党代会原本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长江：党代表制度其实是把社会上的代表制度引进党内的一种方式，从理论上说这个制度没有弊端，关键是制度实施起来之后是否起作用。从现在看来作用有限，一个原因是党代会五年开一次，中间并没有组织任何有关于党代表们的活动，党代表一旦选上，由于没有活动的载体，只是参加那么一次会议就完了！五年一到又换了一批新的党代表。所以说党代会和党代表是不起作用的。
实际上，这个制度是应该起作用的！毕竟党内那么多人，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按照制度的设置，党代会应该是党内各级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实际上党代表参加会议的时间不长，而且大多没有给代表们调研和提案的机会，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决策。反而是常设机构——党委会一直存在着，也就是5年以内所有重大事情都是由党委会来管，它又要管决策又要执行，这就导致权力过于集中，最后原本该有的集体决策的形式就没了！
应该说重视党代会的作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党内有个民主的架构，民主的上下级关系。设计制度的初衷是下对上负责，党代会的存在是为了让权力的出处更为明确，党代表是应该对党代会负责的，然而党代会形同虚设，导致这种关系缺失，最终导致党内关系颠倒。
《小康》： 党委和党代会的关系颠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长江：制度设置的问题。第一个是党政关系、党内关系没有理顺。现在一直提倡要发展党内民主，这就说明现在党内民主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我们一直沿用革命时期的类似于“动员群众干大事”的革命手段来搞建设，这就导致低效和无效！第二个原因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不合理体制。这样不合理的体制还会沉淀出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因为权力和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有权就有利，体制是对权力格局的配置，体制不合理权力配置就不合理，权力配置不合理，其背后的利益分割就出现问题。所以现在如果要理顺这样颠倒的关系，不是简单还原就可以，是会触碰到既得利益的，这就使得改革难度大大增加了。
要想办法让代表活动起来
《小康》：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改革？改革以后带来什么变化？
王长江：首先，党代会不能五年才召开一次，平常也必须有活动，现在基本上党代会是一年召开一次。其次是党代表也不能五年才选举一次，选出的党代表平常也必须有活动，比如调研、收集意见、体验等等。另外党代表也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将党委的意图贯彻到基层去，同时党代表应作为沟通的渠道去了解基层问题，将老百姓的问题收集上交到党委，让党委做出决策时可以参考。先把党员和党代会的作用发挥起来,第一步只能这样。不可能一下子就把那种颠倒了的关系调整过来。
《小康》：党代表去执行这项任务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的动力在哪里？
王长江： 应该来说是政治动力，党代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反映问题。只是现在党代表的这种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干部，这个头衔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为一种待遇而不是干实事。
《小康》：也就是说选举机制存在问题。怎样的人适合当党代表？
王长江：这个机制是不健全的，这个机制是按照某些意图来走形式。一旦党代表可以选举产生，那就会产生动力，因为选举势必存在某些承诺。现在由于这个关系的颠倒，的确也就存在动力的问题，毕竟做事做得多，不是必要的，反而做多会成为一种表现，做得多就应该得到表扬，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感谢，没做是理所当然。所以现在有些地方在党代表的产生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应该说这样的改革还是有意义的。
从“什么样素质的人能够当决策者”这个角度来说，当然已经当过官从过政的人会比较好。但是党代表毕竟是一个执行者，本来执行者和决策者是应该分离的，但是我们将二者混淆在一起了。党代表就是收集意见的，决策和执行应该是另外一部分人。党代制的改革从1988年说到现在，23年了还一直在做试点，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关系还没有理顺！
《小康》：很多基层都设置了党代表办公室专门为群众反映问题，但是党代表在其中只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只是传递信息而不能监督执行，有没有什么机制可以让相关行政部门解决问题？
王长江： 所有问题都说明一点，党代会这个制度到今天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现在只是想办法让他们活动起来，我们的体制名义上党代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实际上党委才是最高权力机关。因此，让党代表活动起来也成了党委的一项工作。就和人大一样，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会，它监督政府，政府来执行工作。本来党内也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他们的职能已经混乱了，根本无法规范其作用！而党委、人大原本的会议也很多，现在还多一个党代会，还想让党代会发挥作用，这些作用之间就相互搅在一起了！
未来十年要解决这个问题
《小康》：各地设置党代表联络办公室，每年都要开一次党代会，是不是也会相应增加很多行政成本？
王长江：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人大的功能、政协的功能，加上现在党代表的功能，各自功能没有明确区分，而且还存在我所说的倒置的问题，是无法避免这些弊端的，这些弊端是很明显的！
这种重复是和党政关系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关系，党内关系没有理顺，很难一下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实践上面来慢慢解决。不是说问题没有解决，代表就不开展活动了，如果这样又有些消极，所以很多地方的做法是让人大、政协和党联办联系办公。党代表办公室可以同时是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办公室，也就是一个工作站，把这些人都集中过来，轮流值班接待群众。这样也有利于节约行政成本。
《小康》：也就是说，现在就算是改革党代表制度，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结果。现在很多基层在搞党联办，但也有人反映不知道如何改、如何做，你对改革有没有什么建议？
王长江：要达到预期效果还需一段时间。从大的角度讲，执政党的党代会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机构，因为它是由党内精英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党代表的选举上做一些尝试，建立普通党员和党代表直接的责任关系，让党代表明确自己的职责，党代表和普通党员必须有切身的委托关系。一旦做这些尝试，自然就会有“关于普通代表和党代表之间比例”这样的思考。另一方面，一旦产生代表，代表不应该五年才发生作用，平常也必须有作用，为党代会的决策服务，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党代表可以组成提案小组，专题性的、功能性地针对不同方面的问题进行调研、进行思考，最后在会议上提出方案。同时，党代表应该对党委运行进行一种监督，看看政策执行得好不好，老百姓有怎样的反馈。因此，党代会必须明确两个作用：监督权和决策权，而党委只是拥有执行权。沿着这个思路、这个方向做下去，代表的职能就划分得比较清楚了。
《小康》： 您觉得这项改革最终走向如何？
王长江：走向问题就关系到如何改革，改得好，一党执政就可以长期保存下去。不改革，就会导致各种矛盾在其中发酵，发酵到一定程度就很危险了。
民主是抑制党内腐败的一剂良药，之所以存在各种腐败问题，是因为某个团体或个人对权力的使用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没有约束和监督所致。民主不是人们直接对社会事务做出决定，而更多意味着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参与和约束，因此在遏制腐败上面，有民主总要比没有好。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下，财富大量涌流，权力的寻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厚的条件，而我们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办法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产生的腐败比过去更严重、更触目惊心。
我们必须具备危机意识。接下来的十年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否则很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