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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小康》
  栏目:封面故事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

★文 /《小康》记者 苏枫

       不能因为过去30年中国社会信任度低,但是经济取得高速增长,就断定在未来50年我们仍然可以在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下,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重要的是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长期预期
  中国社会的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让我们从经济学家张维迎讲的一个故事开始:现在想象,你到楼下的一个小杂货店买一罐饮料,你把五块钱交给老板,你要出门了。这时候,老板说,回来!你说,怎么回事?他说,你没给钱。
  现在应该怎么办?去法院告他吗?请仔细想一下,法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能为力。为什么?法律要解决问题,一定要使得双方当事人在能够明确的事实之外,法官也能鉴别这个事实。而在这个情况下,杂货店老板说你没交钱,你说你交钱了,那么法院是没有办法来判决谁对谁错的。所以,一个社会靠法律解决问题是有局限的。
  你现在会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我并没有碰到?道理很简单:如果杂货店的老板在你交钱以后说你没交钱,你下次就不会买他的东西了,你还会告诉你的邻居,他是骗人的,你的邻居也不会去买东西了,那么这个杂货店就关门了。这就是市场秩序的信用基础。
  “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我们拿的药是真的还是假的?打针的针头是第一次使用还是回收的?我们去买肉的时候,这肉是不是注水的?当我们受雇一个老板的时候,他到时候会不会给我们发工资?当我们雇一个人给我们打工的时候,他会不会把公司的东西拿走?……如此等等,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在当前的情况下,商业道德、市场秩序非常不尽人意。”张维迎说,“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加以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2011年12月,“2011第六届全面小康论坛”在四川成都市开幕,张维迎荣获2011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入选“杰出贡献人物”的张维迎,在职业生涯中,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小康》记者专访经济学家张维迎,就信用关系对中国的破坏与重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信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
  《小康》:在现代化社会里,什么是信用?
  张维迎:信用使人们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愿意牺牲眼前利益。市场经济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这个秩序要建立在良好的信用机制之上。一个人的最优行为与他的生命预期有关。假如我预期只活一个礼拜,我发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去抢钱包。抢人东西是要判刑的,但是我不担心,为什么呢?法院还没有来得及开庭,我已经死了,我何必在乎法律呢?但是当我预期要活很长时间,抢劫就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建立信用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长期的预期。一个人的预期越长行为就越规范,他就愿意坚持兑现自己的承诺。所以,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重要的是使我们中国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长期预期。
  《小康》:信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
  张维迎:信用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问题。虽然信用问题常常表现为道德问题,但信用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小康》: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
  张维迎: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吗?果真如此,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大国的历史会持续2000多年?为什么会最早出现了纸币?为什么有闻名天下的山西票号?所有这一切,都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支撑,所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并不缺乏诚信。
  现在是新的世纪,和一百年前比一下,现在中国的商业道德基础可能不会比那时候好。中国现在的市场秩序是比较糟糕,但是我想大家也应该充满信心,中国人历来是守信誉的民族。看看历史,在那么多年之前我们就有了契约关系,一个桌子,一劈两半,每人拿一半,对起来就是一份契约。
  《小康》:中国社会的信用关系是怎样被破坏的?
  张维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今后的道路。我认为,三大因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首先是从100年前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在这100年里几乎被彻底摧毁,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产生了价值迷失。第二是产权制度的缺失,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第三是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导致短期行为频繁发生。而享有太多自由处置权的政府在社会空间中的权力不断膨胀,使社会环境变得不可预测,又直接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以及存在垄断和腐败现象,很有可能使诚信和监管之间的平衡无法达到,越监管越不信任,最终进入诚信的死角。这是十分危险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着重建社会信任的艰难道路。
  重建信任 价值迷失和制度缺失是导致短期行为频繁发生,重建社会信任面临艰难的道路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
  《小康》:重建信任的必要性是什么?
  张维迎:过去三十年中国都是处于一个低信任的环境,为什么我们还能取得如此高的经济增长?因为过去,赚钱是最容易的事情。即使我们的信任低,但是赚钱的利润很厚,所以我仍然愿意做这个生意。我知道有50%的可能受骗,但是另外的50%赚钱利润很高。所以我宁愿冒这个险。这就导致过去这三十年我们不是很关注信任问题。但是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趋势是:80年代赚钱比90年代要容易,90年代要比21世纪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全球化以后,中国的企业要赚钱,越来越难。所以商界有句话:“90年代稍不留神就赚钱,现在一不小心就破产。”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我们不能因为过去30年中国社会信任度低,但是经济取得高速增长,就断定在未来50年我们仍然可以在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下,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小康》: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信任?
  张维迎:怎样提高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许多方面要进行努力。首先要保护私有产权。中国人过去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我要加一句“有恒产者才值得信任,有恒产者才会有信誉”。如果一个人不考虑未来,不太注重自己的声誉,你是不会信任他的。要真正建立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就要建立一个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我想特别强调无形资产(如版权、商标)的保护,因为无形资产在创造价值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无形资产的保护又是最难的。如果保护不好的话,会反过来影响人力资源配置—聪明的人都去做生意,但是做什么生意?美国最聪明的人做软件去了,中国最聪明的人去做房地产去了。因为房地产的产权保护要比美国便宜得多。这样在中国未来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一定是一个不讲信誉的经济。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预期的制度。能够使你干了坏事,就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你做了贡献,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没有产权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今天干的事,这个事的后果由谁承担,你不知道,可能由你承担,也可能不由你承担。这时候的你就会追求一种短期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产权制度下,欺骗、不讲信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第二,建立信用体系。现在国家正在进行努力,各个银行系统都在对个人的信用、资信进行调查,信息收集。因为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市场秩序,要求一个很好的信息传输体制。为什么在现代都市里建立信誉要比乡村社会困难得多?英文有一个词叫“gossip”(闲言),“gossip”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输机制。所以我们在现代社会里边怎么能够复制出来“gossip”这样一个机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像美国的标准普尔、穆迪就是做这些事。媒体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媒体都在说假话,这个社会一定有大部分人都在说假话。
  第三,约束政府行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对政府没有基本的信任,你就很难相信他会信赖其他的人。政府在建立社会信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法律建设。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法律条文是最健全的,为什么恰恰在这些领域,违法违规事件又是最多的呢?因为法律制度远非法律条文,需要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强力贯彻。但是,我仍然要强调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政府本身不能干预法律执行。
  第五,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从个体上说,一个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能确保其更讲信用,但以社会整体论,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欺诈成本,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教育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教育可以促使人们更小心自己的信誉。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要遵守自己的承诺,重视自己的名声。
  政府信用与权力体制有关
  《小康》:为什么许多中国企业不重视信誉?
  张维迎:因为他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如何让人们重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信誉制度是通过当事人作出一个最优选择而主动遵守承诺的制度。如果这个企业是你的,但是政府任何时候都有权利来宣布这个是违法的、那个是违法的,今天能干、明天不能干,一个私人的企业家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他一定会追求短期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讲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个人的行为。
  现在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受到好多制度上的歧视,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并不充满信心,他们并不预期自己企业做大之后,做好之后,有了信誉之后可以收回果实。所以他们和国有企业一样,也就免不了要追求短期的利益。未来中国企业能够做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能不能建立起来。目前的状况是,这种信任程度非常低。我们看到好多企业家试图走出家族管理的困境引入职业经理人,但有些地方弄得非常的糟糕,可能职业经理人被抓起来了,或者老板被抓起来了。这个坏消息传播以后,又给很多本来想走这条路的人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中国企业规模的成长。
  《小康》:政府在提高社会信用程度方面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张维迎:现在政府好多政策的透明度非常低。透明度低的结果是什么呢?即把真正的权力交给了执行这个政策的官员。因为政策的解释权在政府部门,一个权力的最大来源可能就是合约的不完善。由于我们的政策是模糊的,是不透明的,这样使得政府的官员本身享有了好多权力,他们可以用这些权力去干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由此导致民营企业本身也不会重视信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政府部门有任意、随意创造权力的权力。政府政策行为的不规范对市场带来的影响很大。现在来看,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政府管得特别多,消费者、生产者都感到非常不确定,所以他们就追求短期行为,他们就坑蒙拐骗,政府马上说这么多坑蒙拐骗一定要进行管理,所以政府管得越多坑蒙拐骗就越多,坑蒙拐骗越多政府就管得越多。如果把政府管制本身当做建立市场秩序的一种灵丹妙药,我们只能面临越来越多的欺骗行为。
  不要给政府太多的权力,同时也不要政府负担太多的责任。建立信用还要求尽量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合谋起来。所以说,如果政府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者、购买者,在这个事实下的秩序也就很难建立。
  《小康》:近年来,政府信用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您怎么看目前政府信用的现状?
  张维迎:政府当然也要讲信誉。但是,政府是不是讲信誉,与政府的权力体制很有关系。比如,地方行政长官调动频繁,那他就不会讲信誉,或者讲信誉的积极性就不会那么大。如果地方官员待在一个地方,他的命运跟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他就会比较讲信誉。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外来的投资者没来之前,地方官员曾许诺很多优惠条件,可是一旦进来之后,就关起门来打狗。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只管他任期内的事,我把钱花完了,以后没人来是后任的事。下一届别人当市长、书记,投资者不来不关我的事。
  在国外,在任时讲信誉的一个约束还在于,如果你是一个好总统,你到大学等场所讲演的机会就会很多,讲课费也会更高。但如果你总统当得很糟糕,那你退休之后再赚钱的机会就少多了。另外一个例子,像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是可以随便调动的,这时候行长们就很难考虑信誉问题。我花很大的努力为银行建立起信誉,但是过几天把我调到另一个银行,我创造的信誉反而给了我的竞争对手,何苦呢?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法律、通过制度规则来限制自己的行为。政府的人事制度,包括领导的任期、选人方式都会影响到政府信誉的建立。在西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政党内部的制衡以及政府内部的人事制度、任期,都对政府产生制约作用,迫使政府不得不讲信誉。
  为什么现在管制越来越多,欺骗也越来越多?要使得建立信誉变成每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不是靠几个口号就能解决的,一定要实实在在在制度上、在体制上、在政策上有大的动作。我在国外待了好多年,没有看到英国的哪一个商店橱窗上贴着信誉第一、客户第一;但是在中国到处贴的都是信誉第一、客户第一。我们知道,所有极力标榜信誉的企业通常也是最不讲信誉的企业,所以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编辑:翎翾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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