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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曾说过，软环境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此，他呼吁，中国未来发展，需要一个“好的商业环境”。
目前，除新西兰，世界主流经济强国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中国商业环境的缺失。
早经济领域，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在，权力对于商业的干预，使商业活动受到巨大影响，特别是一些半开放行业和垄断行业，几乎是按照权力大小，以及与权力的亲近程度来划分势力范围。地产、能源行业，尤其明显。整个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分配，都无法达到最优。
由于商业规则的缺失、商业伦理的沦丧，使整个商业社会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同时，法律的滞后，使商业社会中存在很多禁区和误区，企业家的风险增大，如在浙江，很多企业家之间，往往私下通过地下方式借款，而这种模式，目前在国内并不为法律允许，一旦出事，企业家将有牢狱之灾。而温州很多老板去山西开煤矿，去各地炒房，结果，政策一变，煤矿被强行关闭，炒房为千夫所指，本来是商业事件，最后被政治化。
经济学家周其仁曾说“中国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家制度和最廉价的企业家”。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事实正与此相反，企业家制度应该最廉价，而企业家才是无价宝。
知名企业家柳传志就说过，中国的企业家，都既是商人，又是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一人身兼三职， 我们稀缺的企业家资源、企业家的注意力不能放到最要紧的地方去，这对长期竞争、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乃至增加中国的竞争力，造成了巨大的制约与浪费。
周其仁在其著作《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一文中，特别提到了制度成本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崛起的一大法宝之一，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地降低制度成本。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荣毅仁，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扼杀民营企业家。而这些举措，使企业家的存在开始被广泛接受。
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
目前，在中国众多城市和区域，都遭遇到发展瓶颈，在转型升级中，很多创举都需要得到支持和宽容。本次温州危机之后，就迫使国家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而未来，民间金融的开放，亦将成为可能。中国的产业转型，需要的不是可以做什么，而是要破除“不能做什么”的禁区，提供自由、公平、宽容的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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