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地戏 在贵州安顺，这种流传六百年，表演者“首蒙青巾，腰围战裙，戴假面具于额前，手执戈矛刀戟之属，随口歌唱，应声而舞”的表演，被称作地戏，也叫跳神。
作为“戏剧活化石”的安顺屯堡地戏，其尴尬处境，已不是和张艺谋电影关于“正名”的种种纠缠。更多的，是很多“专职演员”却只会那么一点
在“风风光光”拍摄电影《千里走单骑》时，地戏“神头”詹学彦从未想过，自己会因为这部片子，两次出现在法庭上。
拍摄时，作为“演员”的詹学彦其实从未真正“露过脸”。而法庭上的他，却要面对各家媒体频繁闪烁的闪光灯。
詹学彦作为证人，所代表的，是原告方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局。被告，则是张艺谋和他的《千里走单骑》。
影片《千里走单骑》讲的是，一位日本父亲为消除与病危儿子间的隔阂，只身前往云南丽江拍摄当地的一种面具戏。然而，来到云南后他才知道当时为儿子演出的李加民进了监狱。日本父亲仍不放弃，希望能在监狱里拍摄李加民唱戏。
电影里扮演李加民的是云南玉溪的一个农民，名字也叫李加民，是当地有名的民间艺人。《千里走单骑》本想把李加民家乡玉溪的“澄江关索戏”搬上银幕，但影片作曲郭文景实地考察后，认为关索戏在电影中呈现，效果不够理想，最终他辗转找到了贵州的安顺地戏，以及安顺旧州镇詹家屯地戏队。
片中全身披挂戴着面具，在监狱里表演关公的“李加民”，其实是詹家屯地戏队的“神头”詹学彦。地戏，在安顺也叫“跳神”，地戏班子的负责人便是“神头”。而片中另外几位光头穿囚服的则是詹学彦的地戏队员。
詹学彦是在一年多后看到了电影《千里走单骑》。银幕上詹家屯戏队的演员披挂登台，但剧中旁白是“这是中国云南省的面具戏”。
虽然影片末尾，打出了戏曲演出“贵州省安顺市詹家屯三国地戏队”，并列出包括詹学彦在内的八位演出者的名字，但詹学彦他们还是觉得，这样的“露脸”令人尴尬。毕竟，随着电影上映，许多中外游客慕名到了丽江，却找不到电影里的“面具戏”。
“地戏是安顺的，不是云南的。”——詹学彦和他的地戏队员们想要的是一个证明。
2010年5月，一场为安顺地戏“正名”的官司在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詹学彦第一次出庭作证。他特意换上戏中关羽的全套行头，并把“青龙偃月刀”放在地上。而原告方安顺市文化局代理律师也在庭上出示了2006年6月颁给安顺地戏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用以证明安顺地戏仅属于安顺，并且有着六百余年历史。
最终，一审法院以《千里走单骑》的剧情为虚构，驳回原告方起诉。
安顺市文化局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2011年9月，詹学彦再次来到北京，出现在二审现场。和一审开庭当天一样，他还是穿着当时在戏中的戏服。然而，法庭宣布，依然维持一审原判。
面对结果，詹学彦两眼通红，久久无言。
地戏“脸子” 地戏表演时，演员顶在额头的面具又称为“脸子”。“脸子”的用色要“跟书走”，一般红色代表忠勇，黑色代表刚烈，蓝色代表果敢，绿色代表稳沉，白色代表英武。
从“光宗耀祖”到“卖祖宗”
相对外界将这场官司提升至“为非遗维权”，以农为生的“神头”詹学彦想法反倒质朴，他说，只想证明，“这娃儿是我们的”。
和詹学彦一起拍摄《千里走单骑》，也一同出席了案件一审的地戏队成员曾玉华，和《小康》记者重复最多的一句就是“家乡人讲我们卖祖宗！”
曾玉华现在还记得，当年听说地戏队可以参与张艺谋电影拍摄时，家乡人都觉得，这是无上荣耀的大事。“可事情一出，地戏队也散了。没人再听你的。我们最重视的，还是家乡人的看法。”
从“光宗耀祖”到“卖祖宗”，不难看出，詹学彦、曾玉华和所有地戏队成员，以及他们的家乡人，对“祖先”两个字的看重。
詹学彦、曾玉华所在的旧州镇詹家屯，是安顺众多屯堡村寨之一。所谓屯堡，根据史料记载，“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当年，朱元璋为平定边疆实现大明江山统一，采纳大臣意见，实施征剿与安抚结合的策略，将征南军队移驻贵州黔中，全面推行屯田制——三成军队驻扎城镇，以军事行动为主；七成军队屯驻农村，战时为兵，闲时务农。因而，安顺的屯堡人来自江南，是六百年前调北征南屯兵的后代。
詹学彦所在的詹家屯村，有詹、曾、叶三大姓，詹姓始祖詹嗣宗为征南屯军中的屯操指挥使，曾姓始祖曾德一为屯操巡捕。
而安顺地戏，便和当年的屯军密不可分，从“军傩”逐渐演化而成。“军傩”是军队戴着面具在出征祭奠上举行的一种仪式，有壮军威、震慑敌人的作用。而地戏演出时，演员则是将面具（也被当地人称作 “脸子”）顶在额头，头罩黑纱，身披绸缎战袍，背插四面帅旗，持戈扬盾，随着高亢的鼓点且歌且舞。
地戏，向来只演反映军旅生涯的战争戏。既没有谈情说爱的才子佳人戏，也没有直抒心臆的清官公案戏；既没有悱恻悲切的《窦娥冤》之类，也没有妙趣横生的《风筝误》之属。它只有与屯堡人生活紧密相关的反映军旅生活的金戈铁马征战故事，赞美的则是忠义报国的忠臣良将。
从地戏剧目反映的朝代看，上至商周，下至明王朝，尤以唐宋为最多，却没有元代和清代的。由此可看出，“调北征南”的屯堡人以汉民族为正统思想。
由于地戏也叫跳神，剧中关羽、岳飞这样的英雄人物，早已成了屯堡人心中的“神”。因此，屯堡人是看不得英雄倒霉失败的。于是，在演出《岳传》时，从不演“风波亭”，《三国》则不演“走麦城”。甚至饰演关羽、岳飞的演员，哪怕平时调皮捣蛋、满口粗话，一旦演了“神”，就不能再口出污言秽语。按照曾玉华的话讲，这叫“扛起面具，精神就来了。”
旅游公司的“专职演员”
某种程度，地戏已超出戏曲演出本身，它承载着屯堡人有关忠、义、勇这些传统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这样看，乡人口中的“卖祖宗”，便成了詹学彦、曾玉华他们无法承受之重。
曾玉华说，自己总觉得在乡人面前难抬头，索性离家到了平坝镇天龙屯天龙地戏队。起初，詹学彦和他一起，后来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继续以务农为生。曾玉华则和天龙地戏队的其他队员一起，每天在天龙屯堡的“演武堂”跳上十来场地戏，拿固定薪水。
与詹学彦、曾玉华的家乡詹家屯不同，天龙屯堡自2001年由天龙旅游公司开发为旅游景点。因此，天龙屯堡地戏队队员都是旅游公司招聘来的“专职演员”，负责给他们排戏讲戏的则是“神头”陈先松。陈先松13岁学戏，如今唱了40多年。他现在除了在“演武堂”跳地戏培养徒弟外，还有一份工作是协助当地管理部门向在农贸市场卖猪肉的屠户收取管理费。
和陈先松在天龙屯堡转上一圈，每走几步，都有热情招呼的乡人。陈先松说，自己虽然不识字，但就是因为跳地戏，屯堡人有个传统想法，地戏演员都是有知识、有身份的。特别是“神头”和跳主要角色的一号人物，更是受到村里人的崇拜和尊敬。村里大事小事，他们都能说上话。
地戏出名后，陈先松的家接待了许多政府官员、新闻媒体、专家学者，他给记者拿出的地戏资料，有唱词、照片、还有几年前交流演出的邀请函……但凡和地戏有关，林林总总，都被他收在文件夹里。
顺着陈先松家最左边的楼梯上到二层阁楼，便是他藏“宝贝”的地方。一个个木箱打开，里面全是木制面具，也就是地戏中的“脸子”，有岳飞的、关公的……塞满几大箱。这些“脸子”至少有一百年，虽有斑驳之处，但五官、胡须、头饰依然生动如初。
“有些老将的胡子是真的头发做的，不能假，也不能随便就用什么人的头发，要找德高望重的老人取发。”陈先松举着一面“脸子”说，“另外，‘脸子’的用色也是有讲究的，红色代表忠勇，蓝色代表果敢，白色代表英武，黑色代表刚烈。”
关于“脸子”，还有许多讲究。据曾任安顺市文化局局长、多年来研究推广地戏的帅学剑介绍，“脸子”刻制完成后，若用于演出，便要举行开光仪式。屯堡村民摆上祭品，燃起香烛，请来“神灵”，赋予本无生命的木面“神”的效应。
另外，在雕刻时，若所雕戏谱是《三国》、《岳传》、《杨家将》等书，在雕关羽、岳飞、杨继业、佘太君等人物时，不能乱说乱讲开玩笑，不能让小孩随意吵闹、乱摸乱碰，不能让怀胎妇女来观看。因为屯堡人觉得，这些所雕人物，是入了“圣”的，可在人间显圣显灵保护村民。
陈先松家里收藏的“脸子”多是来自民国时代，文革时地戏受到冲击，很多“脸子”被烧毁。留下的，有些是当年的艺人，偷偷保存下来的。帅学剑说，当时有个老艺人，“偷”出来几个面具，就为了这些面具，独自在山里躲了几个月。
如今，记者问陈先松，是否想过，他宝贝一样珍藏的“脸子”有传人可托付。陈先松说：“至少现在这地戏队里的，都不行。”
不会那么多，只会一点点
在陈先松看来，演地戏、当“神头”，讲究的是德艺双馨。陈先松带学生，要考察唱腔，声带不适合的会被淘汰。接着他还重点看人品，“思想不好的，我不收”。
即便这样“精挑细选”，当问起地戏的未来时，陈先松却说“恐怕要失传。”
如今的天龙屯堡“演武堂”虽然每天都有地戏演出，但主要演的就是《三国演义》里的“三英战吕布”和《精忠说岳传》里的“陆文龙双枪战武将”，每次演出10分钟，游客聚集，便开演。
而地戏剧本，一部书将近十来万字，要把全书跳完，需要一两个月时间。帅学剑当年在鲍屯村曾遇到一个鲍姓老人，老人回忆说，民国时他们曾应邀跳神，跳了一个半月。
按陈先松的说法，现在旅游公司招聘来的地戏队员，对地戏只是“会一点”。“演大段，演不了。”另外，很多跳神的仪式，年轻人也来不了。“从开箱开始，经过请神、顶神、参神、参庙、参桥、参路、参井、扫开场、跳神、扫收场、祭神、送神等，到封箱结束，这些贯穿在演出中的仪式全都没了。来来回回演的就是那么几分钟。”
陈先松觉得，要学成他这样一个老、少、文、武、女将各种角色都拿得起的“神头”，怎么也要几十年。
类似的话，詹学彦也说过。他说，年轻人起码要跳三五年，才能懂得其中1/3的知识。而走完一整套程序的演出机会，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越来越少。就算是詹学彦自己，最近一次唱“全本”，也是10年前。
其实，如今“演武堂”每天十几场的演出，本身也是不合“规矩”的。传统跳地戏，一年中只有两次，一次是春节，地戏班“鸣锣击鼓，以唱神歌”。从初二开始，避开初四，一直演到正月十五。第二次演，是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期间开箱跳“米花神”。每次演罢要扫场封箱，送“神”各归其位。
“如今的地戏，已没有神的光圈，只剩下展示和取悦。”帅学剑说，自己无意对地戏的“神性”推崇和褒扬，但是太过媚俗的“开发”，使地戏失去原本意义上的民俗性。
让帅学剑略感欣慰的是，这些年，有很多国内外专门研究地戏的学者，到他家与他交流。而他本人，则跑了几十个村寨收集地戏剧本。“当年地戏唱本传承全由农民自筹资金，请村里能识文断字的先生用白皮纸手抄成册，一代传一代。据说，手抄一部要费银元若干、稻谷若干，对先生还要好酒好肉款待。一部手抄本，就是全村人共有的精神财富。” 帅学剑说，只是几百堂地戏的几百部书，在文革时被烧得一干二净，改革开放恢复跳戏后，有的是以残缺的本子，经演员回忆后重新补充完善；有的是地戏演员或戏迷以他们惊人的记忆力，花了数十天工夫重新写成。“但当时的纸张不好，很多就是用废旧的作业本或者报纸，如今收集整理，才可以不失传。”
关于“不失传”，陈先松说，“得配合教育”。“地戏进小学。从小教起。”
说话间，“演武堂”里又一场地戏开演。
锣鼓响起，各路英雄闪转腾挪短兵相接，各挥兵器杀得天昏地暗。
这一场，曾玉华没有参演。他和其他几个没上场的队友，在台下剥辣椒。
台下，还有陈先松的小孙子。他拿着戏台下面的道具刀枪比划。问他：“想不想和爷爷学地戏？”小男孩笑得腼腆，没有答。陈先松也笑，说：“还是看他兴趣吧。”
伴随着“演武堂”里的锣鼓声、唱腔声，“演武堂”外游客不断。
夹杂在游客中的，还有身穿屯堡人固守了六百年的传统服饰“凤阳汉装”的少妇。她脚下踩着一双高跟皮鞋。
地戏“正名” 为了给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地戏”争署名权，安顺市文化部门将导演张艺谋、制片人以及出品人告上法庭，称三被告制作的电影《千里走单骑》里提到的“云南面具戏”，应该是“安顺地戏”。左图，为参演《千里走单骑》的安顺市詹家屯三国地戏队“神头”詹学彦出现在案件开庭前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右图则是电影中一个画面，一身披挂的演员在片中进行的“面具戏”表演，正是由地戏“神头”詹学彦充当替身。
地戏的写意表演
地戏演出的场地有限，搬演的故事又是千军万马征战的“大书”,以至于在演出时多使用虚拟、写意、象征来表现实情实景。七八个演员就代表了两军对垒的千军万马，绕场一周就是人马行程了百里千里。一条板凳可以是雄兵据守的高关，一张桌子可以是巍峨的大山，一棵小树可以是繁茂的树林，一块白布可以是滔滔的大河。《薛丁山征西》中苏锦莲与陈金定交战后，苏把面具摘下放在地上退出场，观众明白苏锦莲已被陈金定杀死；《三国》长坂坡赵云救阿斗一段戏中，演员将一双鞋脱下，放在用两对锏拼摆成的一个“井”字旁后退下，观众就明白糜夫人不愿拖累赵云已跳井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