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义广场 位于蛇山南麓的首义广场，呈现的是“仰见黄鹤楼、俯闻长江涌，前瞻首义功、后倚繁华盛”的风貌。
武昌首义和过去的揭竿而起、孤掌难鸣的起义都不一样，它是以城市为舞台，以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为支撑的。差一点成为首都的武汉，在100年后才重新回到中国城市实力排行榜的前十位中，这座决心要成为中部地区中心的城市，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城市精神
一座城市交由一个广场，来完成一次时代的穿越；一个广场代表一座城市，来发表跨越历史的演说。
这座城市，便是武汉；这个广场，便是全新的首义广场。
2011年9月8日，经过半年多修缮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试开放，此前并未发布消息，然而还是来了1200多位参观者。武汉人喜欢称武昌起义纪念馆为“红楼”，在蛇山南麓那宽阔的首义广场上，如今呈现的是“仰见黄鹤楼、俯闻长江涌，前瞻首义功、后倚繁华盛”的风貌，巍峨的孙中山铜像后面的红楼，便是当年武昌首义后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所在地——鄂军都督府。
红楼对面，新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气势恢宏，石质外墙以楚国红为主色调，建筑结构呈现出“破土而出”的意象，似乎在颂扬“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
“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内地开放之“顶水点”、规划“略如纽约、伦敦之大”，这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在所著《建国方略》中，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殷殷期待。1898年，孙中山同日本友人谈及“一都四京”构想，其中“一都”即指武昌。
1911年10月10日晚，在武昌，打响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第一枪”，阴差阳错，武汉没能成为首都，却成了“首义之城”。百年前的那个黑夜，给了武汉“黑色的眼睛”，如今，这座城市却用它来寻找历史中的武汉精神。
但是，“差一点成为首都”（易中天《读城记》语）的武汉并未延续汉口开埠以后所具有的发展趋势。
首义，为什么是武汉？
1911年10月10日晚的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为何却要称其为“首义”呢？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笃勤告诉《小康》记者，“武汉首义是由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191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小学地理教科书中也提到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地，可见当时社会上已广泛认可这种说法，而且历史上中华民国一直将武昌起义的10月10日作为国庆节，也充分证明武昌首义的提法及其重要历史地位得到政府的官方认可。”张笃勤说。
但最开始，就连孙中山也认为，武昌首义成功实属意外。因为事件带有“猝发”性质，并且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当时都不在武昌。
张笃勤为《小康》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武昌首义发动之前，孙中山刚刚从欧洲前往美国，他在启程之前，收到了黄兴发来的密码电报，他把密码放在了行李中，到了美国后，才把行李打开，拿出密码一对，原来是国内要发动起义，向他要钱。可是，孙中山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哪里有钱发动起义呢？当时夜已深，孙中山身体劳累、精神烦乱，就想先休息，转天再给黄兴答复。没想到，睡到第二天醒来，他到餐厅里去吃早餐时，竟然看到报纸上说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城，因为实在是出乎意料，他顿时就愁云消散了。
尽管如此，张笃勤多年研究后发现，这一切都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
“孙中山感觉意外，是因为他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湖北革命组织的状况。湖北革命党靠自力更生，不需要外援，并且走的是发动新军的道路。新军不要粮饷，有自己的武器，经过正规训练，参加过剿匪，是正规军。”张笃勤分析说，“除此之外，决定武昌首义能够成功的因素，还有武汉重要的地理位置，地处长江中游，是重要的战略据点。1861年汉口开埠后，国际影响增大。加上张之洞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在武汉开展洋务新政，建立了一系列现代化工厂，因为新式教育非常成功，所以新知识分子增多，新军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有了这些主体的变化，可以说武昌首义和历史上揭竿而起、篝火狐鸣的旧式农民起义都不一样，它是以城市为舞台，以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为支撑的。”
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绝非偶然，张笃勤和冯天瑜的观点也得到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赞同，“当时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是促成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的原因之一，在推翻封建吏治的过程中，张之洞立了一功，武汉的工业发展起来了，通了火车，为辛亥革命创造了基础。加上武汉的地理位置好，各种人才都往武汉跑，所以，‘最有钱的地主到上海，第二有钱的到汉口’。”
归国后的孙中山，自然很清楚地看到了武汉之重要性，他萌发了让民国定都武汉的想法，但此后时势变迁，他的梦想一一落空。
城市起义与腹地之变
“在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性‘城市起义’，发生在武汉这一较为后起的腹地都会。这次城市起义从酝酿、爆发和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皆植根于近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淀。”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和张笃勤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所著的《辛亥首义史》一书，首次提出了“城市起义”说。武汉迈入现代城市的开端正好与革命的时机相契合。
“武汉曾经有过三次崛起。”湖北省政府参事、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院长涂文学说，“第一次是明清之际，中国有四大名镇，而汉口渐居四大镇之首；第二次是晚清，张之洞督鄂后，武汉成为近代工业化运动的中心、国际性城市，当时海内外都知道武汉；第三次就是建国初期，武汉是重工业的中心，国家把很多的重大工业项目都放在了武汉。”
叶青则把武汉的过去划分为“三个时代”，即张之洞时代、孙中山时代和毛泽东时代，“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一直到1889年，武汉竟没有创办一家官办企业，也没有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直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后，武汉才明显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设想始终没有离开武汉，《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对武汉做出了充分的展望，准确度令人称奇；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中，武钢、青山热电、长江大桥、武重等8项落户武汉；上世纪70年代，一米七轧机落户武钢，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引资项目……”
武汉近代城市文明的积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培植了土壤，而辛亥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并提升了武汉。
“打开任何一部中国近代史，你都会看到武汉这个闪光的名字。”在张笃勤看来，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在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武汉还只是上海的“二传手”，西方文明总是先经上海再通过武汉传到内地，而武昌起义后这样的状况发生了改变。
辛亥革命最大的战役阳夏战役让武汉闻名天下，“阳夏战役在当时不仅被国内媒体和政治力量所关注，而且国外媒体也有大量的报道，影响很大，所以武昌首义后，武汉和北京、上海、南京一样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政治性城市。”
《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上卷记述称：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三镇曾一度合并，成立京兆区，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三镇合一的武汉市建制。但随后定都南京，则使武汉失去了全国性的影响力，历史照片保留了汉口繁华的旧貌。
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的综合实力在全国排名第4，是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但此后，腹地武汉开始低迷，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即使考虑到“中部塌陷”的大背景，武汉仍然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昔日“东方芝加哥”的美誉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在广州、深圳、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快速“追击”下，武汉不仅没有加快步伐，反而走出了由盛而衰的轨迹。2002年和2003年，武汉的综合实力已滑至14位。
武汉在哪里？
“武汉在哪里？” 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向参加湖北团小组会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出追问，呼吁中央支持中部地区发展，重视武汉在中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寻找武汉新的定位时，李宪生发现，以武汉为圆心，1200公里为半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港澳这些中国的经济亮点均被圈在其中，因此他提出要打造武汉经济圈。
“改革开放以后，武汉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的区位优势开始丧失，没有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这是它低迷的原因之一，另外，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作为工业城市的武汉却没有足够重视重工业，所以2002年，武汉提出‘重振武汉制造业’，今年年初，又提出‘武汉工业倍增计划’，并于4月底调高计划目标，表明武汉还要发挥工业优势，提高工业比重，发挥支柱产业的作用。”张笃勤说。
“当年发展得比较好的工业和金融业，现在恰恰是比较欠缺的。”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武汉市政府目标管理办公室综合处处长曹非认为，工业上的不足，直接造成高端服务业的欠缺，“武汉现在要加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国家近两年大手笔地在抓区域规划和区域发展，给武汉的定位是中部地区中心城市，而此时，北京、上海已经在建国际性城市了，在城市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振兴大武汉仍然是我们的梦想。”
几度辉煌，又曾经低迷的武汉渴望快速回归、快速发展、快速超越。
2010年3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对照上轮国务院批复，此轮总体规划将城市性质由“我国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调整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未来十年，武汉的蓝图已经绘就。
叶青说，2011年上半年，在全国重点城市GDP排名中，武汉排名第9，而在2010年全国重点城市GDP排名中，武汉位列13，“今年上半年，武汉超越了杭州、青岛、佛山、成都，排在上海、广州、北京、苏州、深圳、天津、重庆、无锡之后，这样的超越是因为制造业的搬迁，环武汉城市圈正在形成，在武汉的周围发展制造业是一个很好的安排，不仅成本低，而且运输半径理想，从武汉市近两年不断建设世界级高楼就能看出，这座城市的商业价值得到了空前的认识，武汉商业中心的价值正逐渐显现。”
在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一份《关于武汉与主要城市经济发展情况的比较分析》中显示，武汉市在城市竞争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排位快速上升、与先进城市差距不断缩小、投资的快速扩张。
“十一五”时期，武汉的经济总量在全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实现了赶超，“经济排名不仅要讲总量、讲规模，更要讲质量。”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处副处长后国明告诉《小康》记者，今年年初，武汉市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居民增收同步”和“建设民生幸福城市”的目标。从上半年的运行情况来看，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财政增收远远高于经济增长幅度，说明我们的GDP质量还是很好的。”
在前述分析中，武汉并没有把目光局限在中部地区，而是放眼全国，把超越的目标锁定在全国同类城市，如青岛、南京、沈阳、大连，等等。
重塑“大武汉”的城市精神
武汉正在强力重塑这座城市和武汉人的形象。
年初，武汉市区5000多个建设工地遍地开花，一度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9月份记者来到武汉时，城市里依然是遍地开工、交通拥堵，与年初不同的是，市民对于“满城挖”的态度由抱怨变成了期待。“武汉将成为比上海更漂亮的城市，因为黄浦江太窄了，而长江很宽阔，在武汉的高楼上隔江相望，景色会更美。”这样的声音发自市民。
在为城市建设大动手术的同时，一场更大范围的、席卷全市干部队伍的“治庸计划”在江城掀起，4个月后又扩至湖北。“投资环境不优，已成为我市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障碍！”
武汉要打造投资环境最优城市，4月6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市委书记阮成发向全市干部发出了改善发展环境的“动员令”，针对工作中存在的十大“庸懒散”现象，掀起“责任风暴”并实施“治庸计划”。
截至8月中旬，共问责537人，其中涉及7名局级干部和58名处级干部。
责任风暴未完，城管革命又起。
武汉市长唐良智曾尖锐地说：“外地人一谈起武汉，首先想到的是脏和乱，是一个大县城。在这里生活,不舒适、不安宁、不踏实。”
为了改变武汉大县城的模样，武汉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下放城市综合管理事权；探索环卫作业、排水疏涝、绿化养护等运行市场化；组建2000人的市容环境监督员，劝导、处罚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9种不文明陋习；三年内投入260亿元用于“城管革命”；市政府与各区签“责任状”，落后区区长通过媒体公开检讨；每月公布各城区综合考核排名——一场轰轰烈烈的“城管革命”就此在武汉迅猛展开。
8月17日，武汉市“城管革命”兑现“排名居末位，区领导作检讨”的承诺：对中心城区今年前两个季度排末位的江汉区、硚口区政府各处罚70万元。远城区中，前两个季度排最后的黄陂区和汉南区各处罚40万元。武汉市的这一“城管革命”做法，得到湖北省高层的肯定，并被推广到湖北的17个市（州）。
“武汉具备‘天时’、‘地利’的优势，就是‘人和’差了点。”在叶青看来，无论是责任风暴、治庸计划，还是城管革命，都应该成为一个系统的工程，既吸引投资者，又服务于老百姓，是实现“人和”的好办法。
问责只是手段，要从根本上打造“人和”武汉，就要去发现武汉的城市精神。
武汉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特质？辛亥首义流传至今，熔铸在这座城市里的市民精神仍有待寻找与挖掘，武汉的大，不仅仅是扩大这座城市的容量，更重要的是挖掘这座城市的内涵。
《小康》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官员，还是专家、学者，无论是武汉人还是外地人，大家对“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崇尚文明、兼收并蓄”的武汉城市精神的认同度并不高，大家普遍认为，这样的精神并不仅仅适用于武汉，甚至说到“敢为人先”，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深圳、东莞等城市。
酝酿着再次崛起的武汉，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城市精神。
“武汉的第四次崛起是大有希望的。”涂文学说，“现在有3个‘势’，一是天下发展的大势，无论从国家政策来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大的发展走势来看，现在的武汉已经和历史上的三次发展崛起有相似之处了，比方说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向亚洲转移，中国是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向中西部转移，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从整体上有这样一种大势；二是地理和交通优势，在商业和经济方面，武汉现在强调现代物流，它传统的商业经济优势正在发挥，交通、流通这‘两通’都起飞了；再有就是武汉的城市功能更加完善了，具有了城市功能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小康》实习生杨青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