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三国》热销以后，成君忆被邀请到广州的一家企业讲学，看到一个红色大横幅上给自己贴上了“大师”的标签，他说，你们不要叫我大师，大师是骂人的话。
成君忆小档案
管理学专家，中国管理文学的开创者。曾经参与创办亚太人力资源研究协会和亚太人力资源网，并担任副秘书长。被称为管理学界的文学派和文化学派。
中国本土输出经管类图书的第一人。
因《水煮三国》一举成名，该书出版至今再版三十余次，全国发行量超过120万册，随后成君忆出版的一系列经管类图书稳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
每个清晨都是成君忆噩梦的开始，眼前的朝阳就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他感觉到血液猛烈撞击血管的声音，像要炸开的头颅让他痛不欲生。他不知多少次想要离开这个世界，想到自杀，直到2003年的一个傍晚……
这一年的非典让一切停止了节奏，困在上海的成君忆也被迫停了下来。百无聊赖中他到上海书城找书看，翻到《西游记》，突然有道光从他的脑海里划过，《西游记》呈现出来一些他从来不曾见过的内容。以前他把《西游记》当儿童书看热闹，这一次，他突然看到了另一个人生——他发现自己也是一个唐僧，每个人都是一个唐僧，走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寻找答案。
月盈则亏的幸福
每天放学，属于成君忆的只有他的那个小阁楼。小时候他被父母托付给外公外婆，脾气暴躁的外公区别看待孙子和外孙。因为占了家里的口粮，外公生气时不让他吃饭，就连过年都是如此，从那时开始，成君忆觉得自己是一个累赘。
他每天在阁楼上想得最多的是，究竟什么是幸福。他变得抑郁，焦虑，一种深深的自卑让他无法摆脱。
很长时间里，他无法跟父母有情感上的沟通，虽然他帮他们买卖房子，帮他们赚钱、给他们送礼物，也尽全力赡养他们，但每当他和父母一起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永远是沉默。
有一次，成君忆的朋友跟他抱怨，自己的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成君忆这个做干舅舅的应该去管管。那个时刻让成君忆突然明白，“一个身在幸福中的人一定是不幸的，幸福，其实就是一个月盈则亏的状态。”
恰恰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才会去思考幸福、理解幸福、追逐幸福，“幸福是需要痛苦来印证的，正因为不幸福，才有思考和寻找的可能。”他想，是父母在有意无意间给了他这种可能，自己一路苦苦寻找的幸福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他开始感谢他的父母、外公和当年生活在一起的舅舅、舅妈。他需要找到一种沟通方式，用一个成年人的智慧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用别人愿意接受的方式和人相处，时间长了，就能够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彼此关心对方。”这样的关系开始出现在他和他身边的朋友身上。和朋友在一起时，他开始能够开怀大笑，看到多年没见的发小，他激动得跟他们抱在一起。
做普通人就是我的成功
大学毕业的成君忆做过杂志编辑、电视纪录片编导。1992年的“策划热、点子热”让成君忆激动得热血沸腾，他和几个朋友一起注册了一个企业发展研究所。
那个时候，什么能赚钱他们干什么。研究所离武昌火车站很近，他们发现经常有人问路，决定设计一个人机互动的问路设备，却最终也没有成功。一年之后，成君忆离开了。他又做了书商、保险推销员。他学着同事，把上边摊派的保险任务分给亲戚，到了月末，别人都能完成任务，他完不成，“因为我家里亲戚少，所以总也完不成。”
离开保险公司，他度过了近两年的失业期。后来在朋友家无意看到了一本经管杂志，他一下子回想起了1992年自己办公司时的热情。一个机会，他成为广州一家企业老板的管理顾问。他一边自学一边教那个企业家，一步步走来，最后做了TCL的顾问。
《水煮三国》让成君忆一炮而红，之后他的《悟空不是个好员工》、《渔夫与管理学》、《爱情经济学》等经管类书籍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成君忆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水煮三国》以后，他收到了各大企业和媒体邀请，大部分他没有接受。有一次，一个企业邀请他去讲三国中的权谋，虽然开出了很高的出场费，但是被成君忆回绝了。他有一种道德上的洁癖，“我觉得这不符合我的职业道德，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做。很显然，权谋并不是一种健康的价值观，无论现在的人怎么崇拜曹操，但是从我这里过不去，所以我不会去讲。”
和阎崇年一起走在街上，不一会儿阎崇年就被人群包围起来，成君忆庆幸自己是那个站在一边的旁观者。有人跑过来，激动地对他说，“成老师，我是你的粉丝。”他反过来说，“你能不能做我的朋友？”成君忆时常对名利场感到恐慌，他更庆幸自己走上了“另一条路”，这条路，是做一个普通人的快乐。
开花的思想
小学三年级，成君忆想当作家，他发现，作家似乎总是在揭示着什么。长大的整个过程，成君忆都在不由自主地模仿。年少时，他喜欢写诗，北岛是他最初的模仿对象。
1985年，他开始写小说和随笔，那个时候对梁晓声的模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喜欢梁晓声独特的叙事方式，他也希望，用梁晓声的那种叙事方式来讲述自己。虽然那个时候的作品都没能留下，但在独自行走的路上，他变得不再孤独。
1992年，成君忆开始进入管理咨询行业，他本能地把文学的元素带到这个领域。从前他的创作并不引人注意，但到了工商管理领域里，文学的美丽开始呈现。
那时候他在报纸和杂志上开设专栏，他的作品得到一致好评，开始有读者给他写信。后来，他的风格在经管类作品中成了一个显著的流派。
“现代管理学里面有一个漏洞，缺少对人性的理解，粗暴地把人定义成机器人。结果是所有进入到经管里的人发现，他们的人生是黑暗的，工作成了一个黑暗的领域。”成君忆把文学的光芒带到管理学的黑暗世界，开始用文学照耀它。
他把领导力说成是“领导者忽悠员工的能力”，所谓的团队建设，“实际上是马屁工程的建设。”他的《水煮三国》在全国的发行量超过120万册，再版三十余次，最火爆的时候，书店的财经专柜有一半《水煮三国》的跟风书。成君忆成名了。
他愿意把自己比喻成一株草本植物，“如果我的书是花朵的话，它是自然而然开放的，但是这个花朵别人是不是喜欢，这种生命的呈现状态能不能给别人启发，我都不知道。我并不认为我能教育人，我也不认为我有这样的权威，因为一个人可以寻找很多种参考答案，我所能提供的，也仅仅只是一种而已。”
理解第一位
《小康·财智》：写了这么多经管类的书籍，“水煮系列”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本？
成君忆：看是用什么标准，从艺术结构看，《在梁山公司野蛮成长》是最好的，因为它的文学性、文学结构的完整性都是以前的作品不具备的。《水煮三国》的艺术结构是不如《在梁山公司野蛮成长》这么完整的，《水煮三国》的意义在于它是开创性的，但是《在梁山公司野蛮成长》在结构、文学性方面更好。这个变化还可以对比以前的《爱情经济学》，它也是一部小说，它也有一些留白，这个留白给了你一些想象的空间，在水煮四大名著中，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特点，都有它的实验性。但是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在水煮四大名著当中，《在梁山公司野蛮成长》应该是最好的，主题思想，意义更明确。
《小康·财智》：您之前说过您自己的生活发生转变是在书店看了《西游记》，但是《水煮三国》是“水煮系列”的开山之作，当时为什么想着要先写《水煮三国》呢？
成君忆：《水煮三国》是一种调侃。那个时候是财经图书最好卖的年代，几乎全是外版书。只要打上一个MBA，打上菲利普·科特勒（现代营销学之父）的名字，随便扔到市场上，就能买个一两万册。那个时候中国人是西方人的学生，我买本管理学案例的书回来，就能教一个老板。但是后来我发现不对，管理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管理就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管理只是一个技术问题，那么他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小康·财智》：在您看来，作品什么是第一位的呢？比如有人会说文笔、有人觉得是思想、有人觉得是其他方面，您觉得呢？
成君忆：理解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理解，就无法沟通。如果没有理解所有的沟通都是白费，你只能赢得别人对你的认同。在写作上，就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理解。我和中国读者、美国读者说话采用的方式就会不同，这是为读者着想，要去理解读者。
《小康·财智》：您是中国经管类图书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作者，为什么只在亚洲的销量比较好呢？
成君忆：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过，成君忆如果你想国际化的话，你的叙事方式要做改变。如果我要走入美国市场，我就必须对美国读者说话，而不是用对中国读者说话的口吻。在中国很多东西不需要做解释，我们说刘备、三国、《论语》，都不用做解释，但是面对美国人的时候，是需要做描述的。刘备的什么样的人，《论语》讲的是什么，是需要做解释的。需要用美国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说话。这是作者和读者的关系。
《小康·财智》：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跟一般人的想法偏离，形成自己的看法的？
成君忆：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没有人能够替你负责任的，你要自己为自己负责。
《小康·财智》：当您的价值观跟身边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生活是更困难了还是更容易了？
成君忆：很难说，有的时候是更困难了，有的时候是更容易了，更困难是我没有办法去和一些我不认同的事物沟通，这会让我变得很孤立。更容易是因为我不再纠结，因为单纯本身就有一种力量，单纯和理解让我能够以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与人相处，更有效地跟人沟通，然后我发现，相处下来更容易。从前我们跟一个人成为朋友，需要很长的时间，大家用互相妥协的方式相处，我甚至不相信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现在我跟一个人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跟很多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