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在做民意调查，但实际上民意是这个决策时代的一种方针，“以民为本”需要有一些可衡量的东西来支撑，相对独立的民意调查就成了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
“民意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民意管理的问题。”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称。
与1992年 “零点调查”刚成立的时候相比，如今，中国已迎来了一个“民意时代”，各类民调机构大量兴起，各种民调结果每天都在发布，民众在其中渐渐养成了表达意见、提炼观点、建言献策的习惯，这对于政府了解民众的真实想法大有帮助。然而如今，我们常见的一个现象却是：很多民调的结果与民众的感受大相径庭。
作为一家独立民间调查机构的掌门人，近20年来，袁岳一贯强调，“真实是民调的生命”。从2002年开始涉足“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以来，“零点”尝试着梳理民意对政府的评价，在民意研究介入中国公共政策与政府表现评估的发展历程中，10年来，中国的民意调查经历着怎样的社会角色转变？
“我们不想扮演操控民意、或者是利用民意的角色；更不想借民意调查来达到自己某方面的政治目的，我们就想扮演比较温和的、能够利用民意研究的结果来推动公共管理革新的这样一种角色。”袁岳表示。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
《小康》：为什么从2002年起，才算开始涉足“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
袁岳：我们从2002年开始做“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我们做的只是个标志性的行为，我知道它代表了一个“民意调查新时代”的开始。以“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研究作为起点，后来有地方利用民意来做政府部门的公众考评，中组部也通过民意调查来对高层党政机关干部进行考评。
只有在关键政治人物开始感受民意压力以后，民意才会真正地在他的施政行为和施政取向上占有更为重要的权重，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在做民意调查，但实际上民意是这个决策时代的一种方针，“以民为本”需要有一些可衡量的东西来支撑，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相对独立的民意调查就成了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
《小康》：所以在2002年第一次做“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之前，都只能看作是中国民意调查的“苏醒阶段”？
袁岳：对。做民意调查要有政策水平，也要学习政策的发展，2003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怎么才算是“科学发展”呢？要反映老百姓的权益，但这些权益必须是可衡量的，所以这些为我们民意调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环境。
民意调查在其他国家的发育也是这样。目前全世界公认的民意调查的起点，是1945年盖洛普针对美国总统竞选所做的民意试验。在这之前，一般性的市场调查在美国已经发展一段时间了，所以，对于政治人物的支持度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也就是说，过去你只做一般性的问题研究，而只有在你开始能够对关键政治人物的公众支持度进行民意测验的时候，民调对于政治甚至是实际决策的影响才开始加大。
《小康》：在这些年当中，随着经验的累积，调查理念和调查手段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
袁岳：调查理念方面，如果从民意调查的角度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行为习惯的研究转变成为以满意度的研究为主导，目前在市场上，满意度研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果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现在政府更加愿意在施政之前就了解民意，或者是在施政之后来关注民意的满意度。
而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调查的方法也正在实现快速的转变，正以过去的面访为主转变成现在的以电话访问为主，未来的三到五年之间，电话访问将成为访问的绝对主流，而面访成为辅助的方式，网络调查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调查方法。
关键取决于开明的领导人
《小康》：你认为在城市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在听取公众意见方面应该如何转变思维模式和决策模式？
袁岳：能否转变思维模式和决策模式，关键取决于一个开明的领导人，我们在全国与56个地方政府合作过，有些政府是长期合作，差不多快10年了，例如北京和上海；有些地方是中间某一任领导在位的时候与我们合作，换了新一任领导后就不与我们合作了；还有的地方政府是象征性地每隔几年做一次；也有的市领导态度非常明确，觉得民调的用处不是很大，干脆不做。所以说，领导的施政风格和施政模式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小康》：地方政府如果有获取民意的愿望，通常会采用哪种方式来选取民意调查机构？您认为哪种方式比较好？
袁岳：有的政府部门设有专门的民调机构；有的领导有自己信得过的民调机构，就会直接委托这个机构来做民调；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会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我认为，真正的公开招标是比较好的方法。
《小康》：美国在1967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法律，规定所有的政府部门自己不能针对老百姓去做民意调查。但在中国，政府部门做民意调查的还很多。
袁岳：当年，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不只局限于民意调查，是所有的政策研究都不可以由政府部门自己来做，政府可以列出这方面的预算，但是一定要委托外面的机构做，而且要用竞标的方法选定机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自说自话。
过去联合国一些机构援助中国的项目，都是中国的各个部委自己去做，后来我们作为独立调查机构，开始介入其中的一些项目。记得其中有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是针对贫困地区妇女的，为了防止在生育过程中感染，帮助她们到医院去生产，而不让她们去找接生婆生产。
按照原评估单位的说法，这些资金都用到了计划投入的地方，但现实情况是，该地区妇女到医院生产的比例并没有多大改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一到这个地方就研究出来了，因为相关的工作还没有开展，从省、市，到县，每一个层级都把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真正剩下的用于开展项目的钱就很有限了。
当时，如果要请外国机构评估，平均每个人要给470元的费用，而给我们的费用，只需要十几元，人家当然乐意找我们这样的机构了。而且，过去到贫困地区做评估，外国人往往受不了农村的露天厕所，所以难免会接受当地政府出具相关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形成报告的方式。
也就是说，真正要做好民调工作，除了要做到客观、避免自说自话外，还一定要能够到达基层，反映实际情况。从立场、观点、方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竞争性，才叫真正的独立政策研究。如果政策研究不独立，就是有本位的，也就是在拿纳税人的钱自肥。
民调的前提是信息公开化
《小康》：有评论说，在南京梧桐树事件中，虽然政府表达了愿意倾听民意的谦卑，但却并非主动、积极的倾听。你认为在类似事件中，政府在什么阶段进行民调比较合适？
袁岳：在我们做过的很多公共项目中，民调一般都是分三阶段进行的，行动前、行动中和行动后，这是最典型的做法，国际上通常也是这么做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事件的不同阶段，民意是会有变化的。另外，事件的直接关联者和非关联者的民意也是有差别的，比如建垃圾焚烧厂、拆迁、低保政策等，在进行这类公共事件中的民意调查的时候，就要鉴别关键的利益集团，以及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
为什么要做民调？从本质上讲，就是人们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对同一个政策持有不同的态度，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通过了解民意，来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实，民意要得到充分的反映，不只是做一次民意调查这么简单，而是在民调的基础上，要允许民意公开地辩论与交流。有的人可能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了解的信息并不多，经过公开辩论与交流后，获取了更多的信息，很有可能就会改变最初的想法。所以，民调的第一步应该是信息公开化和民意公开化，公开才有助于民调的准确和稳定。
做民调不是抽些人进行访问这么简单，国外有种民调方法，叫“认知性民意调查”，是请受访者坐下来，先对他们进行一次访问，再把相关的政策讲给他们听，然后再次进行访问，最后看他们的意见有何变化。
《小康》：在一些著名的司法案例中，民意曾经对司法裁决产生过相当大的作用力，甚至直接改变了判决本身，比如辽宁黑老大刘涌一案、许霆一案。最近的三起热点司法案件中，民意趋势大致为“李庄无罪、吴英不死、药家鑫必杀”，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司法裁决与民意的关系？
袁岳：我个人认为你举的这两个案子中间的民意影响方式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它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同罪不同罚”等法理，司法里面的很多规则是沉淀了很多年才形成的，这使得司法机构不是一个能够随人们的意愿而随波逐流的机构，它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行为准则。有的时候像这种所谓的参考民意的行为，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很荒唐的，因为它违反了人们能够判断的标准。就像你从大海中舀出一瓢水，然后去问老百姓，“这水有辐射吗？”民意在这些问题上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回答不了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