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新天地
“楼宇党建”不再以体制为单位，而以建筑物为单位，把党员和愿意向党组织靠拢的人引入里面。阳光驿站则是桥梁，陆家嘴的外企中，“地下党”们浮出水面，海归们找到了党组织。这一系列顺应时代的变化，使上海的新天地中锲入了这一代党人构造中国、沟通世界的努力
新天地，如今已是上海时尚生活的新地标。
这里同时也是红色遗址的圣地，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13位中国年轻人在1921年聚集于此地，商讨救国建党之纲领。这是那个时代最时尚、最前卫的行为，他们的父兄尚未适应民国，他们已经梦想重塑一个中国。
为了迎接建党90周年，这幢典型的石库门楼房刚刚经历了持续3个月的大修，旧址原貌和内部布置还一直保持着1921年的原样。据说，为“新天地”定名时，就考虑到这里是新的“一大会址所在地”，而“一”和“大”组合起来就是“天”字。于是，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和上海的“新天地”，有了天然而自然的联系。
现在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地下党”涌出“金融城”
陆家嘴很小，却是上海最具地标性的地方。在6.89平方公里土地上，矗立着82幢商务楼宇、8000多家各类企业。有15万人生活在这寸土寸金之地，其中外来人口有4万多。
有人用“螺狮壳里做道场”来形容上海人的精明和能干。早在1869年，上海滩就有了证券交易。1920年，中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在上海证券大楼开业，从此，十里洋场成为中外金融家追逐金钱和财富的竞技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就是这样一个新“螺狮壳”，截止到2009年，陆家嘴积聚了360多家金融机构。这个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已是中国金融新高度的象征。
在螺狮壳里做道场的，除了资本，还有党员。几年前，上海市级机关的一次小品展演会上有这样一个节目：共产党员隐瞒身份，小心翼翼地与自己的“洋老板”相处——这并非革命年代的故事，而是取材于外企白领身边的真人真事。长期以来，部分外企资方对党组织有戒心，导致很多在外企工作的党员不愿公开党员身份，成了“潜伏”在外企的“口袋党员”。
直到有一天，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的支持下，党员名单在不少外企纷纷亮相，洋老板们才惊讶地发现：共产党员们个个都是业务骨干。
2006年4月，作为陆家嘴第一批外资银行党支部，渣打银行党支部正式成立，刚刚进入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还不到一年的董述寅走马上任，出任党支部书记，在外资银行固有体制中并没有党支部存在的空间，董述寅和支部里的党员们从一开始就成了“地下党”。
“从2006年开始，上海市委、浦东区委和陆家嘴金融中心综合党委，都下了非常大的力气，但是作为领头人在两新组织里推进党建工作，我们这些人也曾一度犹豫过。”董述寅坦言，“破冰真的很难。要不断地给不了解党组织的管理层做思想工作，让他们理解党组织存在的好处。”董述寅不仅出色地完成工作，热心帮助同事，还试探性地告诉外籍管理人士“我是党支部书记”，虽然他自己也常常自问“做的事情光明正大，为什么要躲躲藏藏的”，但在刚接手支部工作时的有些事情，还是会让他感到与洋老板之间存有“天大的误解”。
曾有一位高管问董述寅，“我们银行的一些业务数据，你是不是也要汇报给你的上级党委？”董述寅认为这完全是对党支部存在的一种误解，但这种疑问不是一天两天能化解的。在了解了党支部定位为“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服务于党员群众”后的现在，高管们对银行的党建工作逐渐转为支持。
2007年，渣打银行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董述寅惊奇地发现，招进来的年轻的管理培训生中很多是中共党员，“优秀的人才也是需要共享的，在中国优秀的年轻人不仅被党组织所吸引，而且也被优秀的外企所聘用”，那年的12月底，渣打银行党支部扩大成了党总支，随后又成立了6个党支部。
真正让管理层接受党总支，是在不久之后的一次业务会议上，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任CEO曾璟璇到会，已被提升为公司银行运营部风险总监的董述寅，由上司林大卫介绍给曾璟璇，对于董述寅“党总支书记”的身份，曾璟璇很感兴趣，“她表示理解，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董述寅回忆说，中共渣打党总支及所辖6个党支部的党员从17名发展到190多名。
今年6月1日，原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澳大利亚人林大卫升任渣打银行全球零售银行运营部总裁，离开中国之前，他在办公室里向《小康》记者自豪地展示了自己获得的奖状，这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委员会颁发给他的“党建之友”荣誉证书，还有挂在墙上的那块属于渣打集体荣誉的2009年度“党建工作示范点”奖牌。
谈及支持党总支从“地下”转到“地上”的原因，林大卫说：“党的活动和我们这个组织的目标、方向有很多融合的地方，在员工的选人价值观方面有相当的交叉之处。另外对于正向的影响力来说，在我们倡导‘一心做好、始终如一’的银行品牌建设中，银行有很多倡导和实践良好社会责任方面的中心工作，这在中国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向是一致的，渣打银行支持党组织的活动也从另一个角度极好地体现了我们银行已经实现了很好的本地化。”
“端着饭碗”也要“找组织”
在革命战争时期，“将支部建在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而今，党员们“将支部建在外企里”，却要经历一番曲折。中国应用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甚至听到过这样的情况，在一家外资企业，党员因很难公开自己的身份，而将党组织的活动放在饭厅的某个角落里进行，“大家端着饭碗过组织生活”。
即便如此，在马来亚银行、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外企，内心翻滚着“亮相”想法的党员们依旧没有放弃过“将支部建在企业里”的“革命”。
在合资公司，党员和党组织是外方股东并不陌生的，特别是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方股东往往是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党组织建设一贯非常健全，党员员工倒不会出现“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余咏是进入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10余年的老员工和老党员，入职后即把党组织关系转到中方股东的上海党支部。不过在公司中方股东变更后有个小插曲，新股东中信的党支部建在北京，沟通不便。为了便于与上级组织沟通，快速反应，中德安联的党员们开始积极寻求上海本地的上级组织关系。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领导真空期”后，党支部委员集体给浦东区委组织部的信，辗转到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手里。这次，在综合党委的帮助下，中德安联总部的党员们建立起了独立党支部，接受浦东新区党委的领导。
对于中德安联总部的独立党支部建立的情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正大片区联络员兼机关支部书记徐克定清晰地记得，“在支部建立大会上，所有党员出席了会议，德方总经理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迈出校门即走入中德安联的余咏，如今已经是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裁，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同时也在党支部身兼代理支部书记。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委员、党办主任吴爱静时常感慨，组织建设和骨干队伍建设，是最让他们花力量的，而在基层，开展活动和与管理层沟通，又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外企工作的特殊性，这些党务工作者们大多利用休息的时间开展党建工作，于是，食堂常常成为外企党员开会的聚点，而其他活动，则大多放在了晚上或者节假日。
一位外资银行党支部书记告诉《小康》记者这样一个故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书记严军身兼多职，他与外资银行党员骨干谈心一般安排在晚间，有次，集体谈心快结束时，一位“80后”党员骨干突然问严军：“您想不想听实话？”严军回答，当然欢迎讲真话。结果，这位“80后”党员骨干说：“关于工作方式，我们年轻人对传统的宣传方式不大喜欢。我们更喜欢形式多样的党组织活动，更愿意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
对于这位“80后”党员的诉求，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上海行政学院政党研究所所长刘宗洪表示理解，“这在学术表达上是政治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统一，在两新企业，党建如果完全突出政治，是有难度的，而且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政治社会，而是政治常态下的市民生活，尤其对于‘80后’、‘90后’来说，要让政治活动体现到生活当中，政治中有生活，生活中有政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达到党建的目标。”
之后，严军与党员骨干的沟通，就更多从年轻人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入手，通过讲真话、听真话，了解党员骨干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对“两新”党组织的了解程度、对党的宗旨的理解和执行能力，也从中了解到年轻的党员骨干的需求和喜好。
现在，在渣打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东亚银行、星展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等外资银行及外资金融机构中，已建立党组织94个，党员2600多名。
先“潜伏”，再“亮剑”
浦东的新亮点，是张江。昔日因盛产咸菜、菱角和酱油而闻名的张江已转身成为蜚声世界的科技创新基地。自1999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启动“聚焦张江”战略以来，各种创新型企业、海内外创业人士，包括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园区，每天有超过6万名年轻人在这里上下班，男性占了大多数。
这些大多拥有理工科硕士及以上学历、低调朴实、薪水较高、不善交际的“张江男”们，渐渐地引起了园区综合党委的注意。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综合委员会书记葛龙官，2000年从浦东区委组织部调任张江，那一年，园区综合党委成立，“我与我的同事们首先加强与两新组织的紧密联系，开始了地毯式的调查、摸底、走访、宣传和推进，最重要的是，去和企业、企业家交朋友。从服务着手、增强凝聚力和信任度。”葛龙官回忆说，当初园区内只有8个党支部、80多名党员。
张江园区内平均每个工作日就要诞生两三家企业，其中大多数是创新型中小企业，每年净增员工6000多人，人员流动近万名。这些企业最关心的是技术和产品能否在张江孵化成功，以及成功后有没有市场竞争力等问题，而对党建以及企业文化建设乃至员工的思想状况多少有些忽视，但这恰恰是葛龙官最关心的问题。
新时期的党建工作，不仅仅要求党员要向党组织靠拢，党组织更要用服务来凝聚人才。
乔志刚入党的故事，被写入了由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吴信宝主编的一本书中。这位复旦的高才生是第一批到张江园区的创业者，其所创立的金仕达是上海高新企业的名片之一。为了发展乔志刚入党，张江园区的几位党务主管一有空就跑到他的企业里坐坐，或者请他到综合党委聊聊天、聚聚餐，参加一些活动和学习班，考虑到乔志刚曾经在复旦大学做过讲师，综合党委请他在“老板沙龙”活动中为企业的管理者们讲课。渐渐地，乔志刚感觉到，自己和企业都离党组织越来越近了。见发展时期成熟，综合党委官员才放心地“亮剑”。很快，乔志刚就成为中央试点第一批入党的新社会阶层人士、上海市首批在“民营资本企业家”中发展的新党员。
2003年起，张江园区综合党委被上海市委组织部、区委组织部等职能机关命名为“党建创新综合实验基地”，在先试先行的过程中，综合党委在归国留学人员中开展恢复党籍和党员组织生活的试点，建立了新区乃至上海第一家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党总支，10多名“海归”创业人员恢复了组织生活，目前，园区已建党组织240家，拥有“两新”组织党员7500名。
红色的上海是中国的，蓝色的上海是国际的
如果打车去中共一大会址，操着上海口音普通话的的士司机们会告诉你，“到了新天地，也就到了一大会址。”自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成立以来，一大会址就成为了来自各地的党员干部在上海接受培训的“第一课堂”。而慢慢地，类似于这样的“课堂”扩展到了上海的新“双子座”——这不是101层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楼高420.5米的金茂大厦，而是“阳光驿站”和“楼宇党建”。
当地的党务工作者把“阳光驿站”和“楼宇党建”比作上海的新“双子座”。楼宇党建是以建筑物为单位，而不是以体制为单位的；阳光驿站是体制的延伸，它在原有体制之外开辟了一块新地方，实行功能再造，把党员和愿意向党组织靠拢的这批人吸引进来。
来到商城路1177弄找寻陆家嘴社区阳光驿站，原以为是一片很小的天地，顺着门卫老大爷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才知道那是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的“红色殿堂”，一楼的大会场被命名为“兴业堂”，会客的小客厅被命名为“景岗厅”，还有被当作会议室的“西柏坡厅”，展有两新企业介绍的“延安厅”，以及“党代表、人大代表联系点”——“遵义厅”，等等。
发端于陆家嘴社区的阳光驿站也被称为党员服务中心。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吴安桥说，“陆家嘴的人群结构和居住形态都非常丰富，我们不能让这里的党员找不到组织！”
1921年之后，无数的党员曾汇聚于上海。他们都曾自发的寻找过组织，找到了组织就找到了党，党指挥干啥就干啥。但现在的情形不一样了，那些前来上海的党员们更重要的工作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于是这里的党务工作者们开始摸索新的办法。
刚刚提出“三服务”理念的时候，很多基层的党组织还并不理解与习惯，因为以前都是下级听命于上级，但此后，“上级组织”真的是在绞尽脑汁地服务于基层组织、党员和群众。
“陆家嘴有三难，上班停车难，中午吃饭难，晚上交友难”，长时间以来，很多白领们难以找到对陆家嘴家园的认同感，一下班就匆匆“逃离”高耸入云的楼宇和车水马龙的街道。如何真正做到服务于80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近25万从业人员？陆家嘴社区（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尝试着把“居委会”搬进了白领们工作的大楼里。
所谓的“居委会”其实是白领们对“陆家嘴商务楼宇综合服务站”的亲切叫法，它是“阳光驿站”的升级版，在服务内容上不仅仅局限于党务，更扩展到与白领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和社会服务。服务站的LOGO（标识）是一个大大的蓝色字母B，吴安桥用一连串的英文诠释这个“与众不同”的设计理念——“blue sea（蓝色的海）”、“bridge（桥梁）”、“business building（商业大厦）”、“bay（海湾）”⋯⋯服务的理念包含其中。
上海浦东新区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许景琦说，党的上级组织为基层组织服务，党的基层组织为党员服务，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都为群众服务，最后落到为群众服务上，是很好的切口，也是很有预见性的做法。
历史中的上海容纳百川，有宽广的文化胸襟，异质思维可以相互碰撞。今天的上海，传承了同样的海派文化，“开发建设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建到哪里”，“把党的组织建在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的细胞上”，漫步在今日上海，宣传广告牌上的巨星随处在向你微笑，国际化元素从每一个细节上渗透到上海的骨子里。与此同时，上海的红色因素亦嫁接、传承，成为今日上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小康》上海记者站金朝晖、徐莉莉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