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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汇率改革、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可能因为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而不顾国内现有经济结构的承受能力来大力推行，也不可能像欧美学者所建议的那种“倒逼机制”来推动中国结构调整的加速。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3月31日G20南京会议所提到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是一个棘手而又重要的变革方向。因为当全球进入到信用本位(目前就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阶段后，“主导货币”的国家一旦出现危机，尤其是危机管理的方式再次以本国的经济基本面为基础，而不顾主导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货币锚”的作用，那么，泡沫破灭和“救市”所需要的宽松的货币环境就会给其他国家的财富及其价值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在特别提款权（SDR）份额上的提高今天似乎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不过他们同时却对中国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进场之前”，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完成。虽然SDR体制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但是今天SDR的变革似乎在引导它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货币”——除了要发挥“储备资产”功能外，还要求作为投资和贸易中充当“一般等价物”所需要的“记账功能”(即需要自由变化的定价功能)和“结算功能”，否则， SDR仅仅是发挥“储备资产”功能，那么就没有必要向中国设定进场的先决条件！但现在欧美决策层明明知道目前SDR机制不可能流通（否则美国不会答应的），却要求中国人民币“不要拖SDR的后腿”。这如果不是“混淆概念”，那就是“别有用心”。
中国汇率改革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可能因为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而不顾国内现有经济结构的承受能力来大力推行，也不可能像欧美学者所建议的那种“倒逼机制”来推动中国结构调整的加速。因为要素市场的改革对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冲击力。日本当年大企业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被倒逼出了国内市场，推动了他们产业的国际化，而中国企业现在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升值、能源价格的国际接轨等“负面冲击”下，今天有不少“产业资本”已经转向了投资楼市的金融资本(不单单局限于民营资本)，造成了我们产业的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虽然日本国内产业也曾出现了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但是其产业竞争力并没有因为当年要素价格的剧烈变动而被抹杀。
所以，中国当前需要做的事，还是要结合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条件来加快中国国力强盛的步伐，还是要让中国的民众尽快富裕起来以提高他们“抗衡”来自要素市场价格变动对他们财富和就业机会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的能力”。为此，现在任何西方“有条件”的对中国提升世界影响的赞誉之词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建议”，我们都要三思而行。切勿洋洋得意，盲目自信，迷失了方向——“破旧立新”不等于选择“无家可归”！如果我们急于去打“破”自己擅长的、传统的产业竞争力，而我们不擅长的、暂时条件不具备的新东西又没有及时“立”起来，那么，在一个看不到改革绩效（经济增长）的环境下来推动我们“理念上”认为完美无缺的结构调整是不可持续的。东欧90年代初的激进式改革和日本泡沫经济后的“大爆炸改革”都是因为在没有增长的环境下去推进，所以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支持欧洲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强化全球一体化监管的呼声，甚至可以配合美国政府修复和规范本国金融体系所做的有利于“货币锚”稳定的努力，以弥补我们自己因目前“金融体系不成熟”所造成的财富管理能力上的缺陷。
（注：不代表本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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