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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04月《小康》
  栏目:往事
黄永松:让“中国结”传遍世界

★文 /《小康》记者 张旭

 
  “中国结”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和一位台湾人密不可分,他就是《汉声》杂志的创办者黄永松。40年来,黄永松以《汉声》为“阵地”,建立着“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基因库”
 
  打坐时的黄永松,老神仙一般。
  20年前,黄永松的妹妹身陷沉疴,西药用后已如泼在石上,中医遂成黄家人最后的寄托。开完方子,大夫告诉黄永松,每种中药的功效都会集中发挥于特定脏腑,即所谓“性味归经”,因此病人服药后最好辅以静坐,借之通经络、促药效。从那时起,黄永松开始陪着妹妹打坐。
  受惠于此间的心得,黄永松将打坐的习惯坚持至今。“我不强求达到什么境界,我就知道,在我疲惫、烦躁的时候,打坐能让我舒服,所以我鼓励我的编辑们也去练习。”黄永松觉得事事平衡最重要,若失衡,就要想办法“补不足”。
  说话的时候,黄永松的编辑们正在北京和台北两地的工作室里准备新一期《汉声》。这份由黄永松任总策划的杂志曾在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TIME)举办的“亚洲之最”(The Best of Asia)评比中获选“最佳行家出版物”(Best Esoteric Publication)。《时代》给《汉声》的赞语是“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圣经”,并认为“每一期(《汉声》杂志)都如同它努力保存的艺术品和手工技艺一样值得珍藏”。黄永松则对此淡然:“我们只想留住那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文化和手艺。”
  “算不算是为这个时代补不足?”《小康》记者问。
  黄永松只说,四十多年里,他没停过。
  
  从“回声”,到“汉声”
  1970年,美术专业出身的黄永松在台北认识了一位刚从美国归来的朋友。这位朋友对黄永松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我想办份报纸宣传中国文化。”黄永松说,“台湾有报禁,办杂志吧。”朋友问,“有什么想法”?黄永松答,“有个选题”,随即便谈起家乡桃园县农村的年节习俗。
  次年1月,一份名为《ECHO》(意为“回声”)的英文杂志在台湾出版。当时,杂志社的班底只有包括黄永松和那位朋友,即后来《汉声》的总编辑吴美云在内的四个人,黄永松的工作为策划、撰稿、摄影、设计、发行兼宣传,其他几人如是。
  之后几年间,《ECHO》曾对中国的岁时节令、评剧、结艺、太极、油纸伞等做过专题研介且借此登上了全球33个国家的书店、图书馆的展架。油纸伞那期出刊不久,一个外国人找到黄永松说想跟做伞的师傅学艺。黄永松问为什么,外国人说他是IBM公司派来的,公司有个基金会,专门资助职员到世界各地学习传统工艺,外派职员要在当地生活两年,最终学会一门手艺并提交调研报告。《ECHO》在国外的回声让黄永松觉得他这条路是走对了,而这个外国人的话也提醒黄永松,“老手艺和新产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可中国人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1978年,胜利完成“十大建设”的台湾晋升为新兴工业经济体俱乐部的优等生,晋升的速度,同传统的没落一样急剧。这一年,黄永松和吴美云决定将《ECHO》改版为中文杂志《汉声》,为中国人自己保存传统文化和民间工艺成了他们认定的第一要务。
  第二要务就是钱。其实在《ECHO》时代,黄永松等人一直是靠借款和兼职收入维持杂志社的运营。由于始终拒绝刊登广告,改版后的刊物依然难免拮据。不过恰在此时,一个关于民谣的选题却为《汉声》拓展出一片叫好又叫座的新事业。
  为了搜集民谣,黄永松曾经购买了几百部录音机,并请大陆的朋友帮忙到各地采访。有个家在杭州的学生告诉黄永松,浙江一些岛民的歌谣很好听,但他听不懂。放录音时,黄永松感动了,原来岛民们本是迁居浙江的泉州人,他们说的是闽南话,歌谣里讲的则是黄永松听得懂的台湾闽南童谣,“天乌乌,欲落雨。老公仔举锄头巡水路,巡着鲫仔鱼欲娶某……”充满童趣的民谣令黄永松感慨良多,他觉得文化传承首先应该传到孩子的心里。
  从那时起,儿童教育成了《汉声》的另一项重要事业,启动事业的工作便是整理童话故事。1982年,一套共计12本、收录了366个故事的汉声《中国童话》在台湾面世。黄永松说,如此设计是希望妈妈每天给孩子讲一个晚安故事,“孔子生日那天讲孔子,含羞草长的时节讲含羞草,岁末再加一篇成长回顾。”“汉声童话”出版后大受欢迎,以至被很多人当作传家宝珍藏,台湾新党前主席谢启大女士搬家时,就曾有类似“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带,‘汉声童话’不带不行”的话,《汉声》的资金则因此有所好转。
  2006年11月,已有36年历史的汉声老店所在的街道,被定名为“汉声巷”,从此,台北一些旅行社在设计路线时加进了“汉声巷”这一文化景点。
  
  
 
  “中国结”的命名者
  不过,与《中国童话》和“汉声巷”相比,《汉声》挖掘整理的绳结技艺可能影响更大,否则该不会有那么多人都听说过“中国结”。
  大约是在1972年,一次田野考察时,黄永松偶然看到一户人家的床幔上垂着个好看的物件。黄永松问那是什么,这家的人告诉黄永松是“结”,又指指布褂上的纽扣说“这也是结”。黄永松觉得这些藏在民间的小饰品有些名堂,于是就把结艺定为一个选题,然后开始四处寻访会打结的人。
  颇费周折找到的一个人却令黄永松热情顿减——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根本无法用语言对打结这事做任何说明,不过好在她真的会打结。那就打吧。老奶奶指舞如梭,摄影记者按快门的声音听起来连跑带颠。无奈老人的动作实在太快,黄永松只得频频喊停,待拍照记录完毕再继续。几次中断之后,老人突然发脾气了。黄永松以为老人是因为不耐烦,听了几遍才明白,老人说她也忘了接下来该怎么打。
  从头再来。
  类似的经历多了,黄永松愈发觉得传统技艺亟待抢救:“老手艺人只会做,不会说。知识分子要帮他们去想,去总结法则,因为有了法则才能流传,我们要让这些手艺流传下去。”
  总结法则不容易。根据那些照片,由美术编辑绘制各种结的结构图,然后编写文字说明并给结命名。为使实物做出来漂亮,黄永松还经常托朋友从香港、日本和美国购买精美的绳线。最终,一套包括11种基本结、14种变化结的结艺法则被整理成书,出版之前,黄永松说“就把这些结统称为‘中国结’吧”。“中国结”的名称由此开始使用。
  1980年,《中国结》出版后,一家德国出版社找到黄永松,表示希望编译德文版,黄永松答应了。德文版付印前,黄永松一连几天在慕尼黑校稿,想到此前绳线难觅的经历,黄永松建议出版社,最好在书的封底注明哪里有售打结的材料。德国总编却说“不必”,因为德国人酷爱手工艺,德国的大街小巷有数不清的手工艺店,绳线自然应有尽有。黄永松听后感慨“了不起”。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德国总编指着黄永松的莱卡相机说,“这是我们国家做的。”黄永松说“是,莱卡做得真好。”德国总编又问“你用什么牌子的印刷机?”黄永松答“海德堡,也是德国货。”“你们一定买奔驰车吧?”“对,我们的大老板都开奔驰。”
  德国总编说,他觉得德国的工业品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德国人注重手工艺,“手工艺好,手工业才好;手工业好,轻工业才好;轻工业好,重工业才好;重工业好,精密工业才好。我们德国是这样发展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保护手工艺很重要。”黄永松听完无言以对,但他给自己的工作找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
  各种版本的《中国结》着实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引起了打结风潮,有华侨因此成集装箱地向外国运售结艺产品,黄永松听说这些人真的赚到了钱。然而,对于这种此前中国人可能也没在意的中国物件,外国人的喜好肯定不只是基于德国主编的逻辑。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就在《ECHO》改版为《汉声》的1978年,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面世。萨义德认为,近代以来的东方一直为西方的他者化想象所表述,在这样的想象中,东方理应是古老、落后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虽然萨义德指的是近东而非远东。
  “‘中国结’也难免成为迎合外国人‘中国想象’的东西吧,就算并不像一些功夫电影或用‘中国元素’说事的设计产品那样主动刻意。”——面对这样的疑问,黄永松对此无辩,但他想起了一次与国际友人的聚会。
  几个欧洲人告诉黄永松,他们觉得明式家具很好看,比如聚会时,他们身边的那把圈椅。“但是你们的椅子欠缺人体工学”,欧洲人说。黄永松听完,坐到一把圈椅上示范起来:“坐的时候,双脚放到踏脚枨(即连接圈椅两腿的横梁)上,足三阴经即通,臀部坐好,靠背板会顶腰杆,身体坐直,足三阳经也通;双臂顺靠背弧势搭在扶手上,沉肩坠肘,手三阴经即通,两手顺势向外抓扶把,成外八字,通手三阳经。十二经络和人体脏腑分别对应,经络打开有助于恢复元气。”黄永松说,“所以中国古代的圈椅要量身定做。”欧洲人不解中国设计师为何没有说明这些道理,黄永松觉得可能设计师自己也不清楚,“如果你们想知道,可以读读中国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就是我们的人体工学。”黄永松对欧洲人说道。
  黄永松说,他不赞成艺术家和设计师追求不知所以然的“民族文化元素”,而且他反对只重形象,但如果能光大传统物件中的实用智慧,那就不算是迎合,“我觉得应该叫分享”。
  
  带着情感的追容画
  其实黄永松也做过追求形象的事,不过,追容画本来就是重形象的东西:
  画师拿出一本图谱,里面画着各式各样的额头、鼻子、眼睛、下巴……,客人逐样选好后,画师将其组合成头像,然而再根据客人的描述修改细部。没有相机的年代,追容画就是相片,早先中国人祭祖时总离不开它,黄永松说这就是“慎终追远”。
  1980年代末,黄永松在四川、江西、浙江等地做追容画调研时,看到世家工匠还在用这种代代相传的方法为人作画。浙江有个人听说黄永松从台北来,还特意拿出两张画像让黄永松拍照,然后拜托他帮忙寻找流落在台湾的亲戚。回台北后,黄永松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附画像。
  1993年,《汉声》追容画的选题调研已接近尾声。一天,黄永松到台北的一家画馆采访,见画架上挂着一幅半成品,便就此和画师聊了起来。
  画师说,那画是给一位老兵画的,画中的女人是老兵的妈妈。1987年,台湾老兵被允许回大陆探亲。这位老兵到家后得知母亲早已去世,而且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遗憾之余,老兵发现姨妈的面容倒与母亲有几分相似,于是他就给姨妈拍了照片并带回台北。来画馆的时候,老兵还提供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说让画师结合自己和姨妈的容貌给母亲画像。从那天起,老兵每天都要到画馆看看,并且给出修改意见。
  黄永松听完很感兴趣,于是后来便也常到画馆去看看。终于,画架上变成了白纸,那天,画师说老兵妈妈的画像已经完成了。老兵最后一次来画馆的时候,画师揭去蒙在画架上的盖布,然后等着老兵提意见。老兵没提,只是站在画前端详,端详之后泪如泉涌,号啕大哭。
  “看到妈妈了”,黄永松说,他因此觉得与追容画有关的文化和技艺都带着感情。
  说话的时候,黄永松的编辑们正在北京和台北两地的工作室里准备新一期《汉声》。这份四十年来还做过年画、泥人、蓝印花布等等选题的杂志被黄永松自己称为“传统民间文化的基因库”。
  “其实也是传统民间文化的追容画吧?”——采访时,记者并没有向黄永松提出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他想没想过,再过四十年,当把几百期《汉声》放在一起的时候,谁瞻仰后,谁号啕?

 
 

  

 
编辑: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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