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大的天鹅越冬栖息地，人与天鹅在此浑然一体，却也为当地的发展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碰撞，是童话般的“天鹅王国”必须审思的难题，也为其今后的发展带来隐忧和危机
美丽的天鹅因其优雅，似乎总和俗世隔着相当的距离。然而，在这样一个地方，人与天鹅却有着浑然一体的生活形态。天鹅可以到人们的手里来吃玉米。而天鹅与人如此“零距离”，却是太少见的非常态现象。
这个地方，位于山东省荣成市，一个远近闻名的“天鹅村”——烟墩角村，这个濒海的小村庄不过500来户人家，村东的一座小山遮挡住黄海，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港湾。1992年，村民们在村南侧海湾中发现有天鹅开始在此越冬，此后每年都会有四五百只大天鹅在冬季飞到这里。
这里的村民喜欢在岸边和天鹅合影。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想拍一只天鹅要用长焦镜头，现在用傻瓜相机就可以轻易捕捉。从长焦镜头到傻瓜相机，这里的人用一把一把的玉米粒拉近了人与天鹅的距离，但人和天鹅之间究竟保持多远的距离才最“和谐”，又成了今天“天鹅村”村民面临的问题。而当人们陶醉于天鹅湖畔童话般的浪漫时，这份大自然赐予人们的特殊浪漫却为当地的发展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山东威海市大天鹅保护协会会长袁学顺，为摄影发烧友及游客对天鹅正常生活的干扰忧心不已。今年2月末，他在微博上发出一封忧心忡忡的求救信，表示天鹅湖生态保护不利，天鹅面临缺食危机影响回迁，这则消息在当地和网民中激起了不小的风波。
然而当我们把视线聚焦于“天鹅王国”时，却发现，这位“天鹅之父”在当地颇具争议。在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35年来跑遍天鹅湖每一个角落、救助数百只受伤的白天鹅却没有图一分钱报酬的“天鹅卫士”；而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激进得近乎偏执的环保人士；当地还有人认为，他是借由保护天鹅的名义出名、谋利的“小人”。
三四月间，又是一年天鹅回迁的时节，这些大天鹅从天鹅湖飞回故乡，大概需要3星期时间，除了会在黄河口等水源地偶尔停下来饮水外，它们中途将不再进食。因此，在回迁开始之前，大天鹅必须充分进食，储备足够的体力。而此时的天鹅王国，却面临着种种隐忧和危机。
从百米到零距离
“天鹅村”其实只是天鹅们的一小块栖息之地。而“天鹅王国”位于胶东半岛最东端，是人们给予荣成市北部的成山卫镇的美誉，这里现存有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最为完整典型的天然纳潮泻湖。每年11月到次年3月中下旬，生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和我国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大天鹅都会在此栖息越冬。
“良禽择木而栖”，当地人十分相信天鹅选择的地方必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据当地老乡说，“天鹅王国”的名声在近十年里越叫越响，每年来看天鹅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也越来越多。
2011年3月12日，摄影爱好者张新从威海驾车来到“天鹅村”，刚进村，他就听到海湾里天鹅嘹亮的鸣叫声，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可以看到几十只大天鹅。
在张新眼里，天鹅村是一个很美的村落。成排的独特海草房民居正对着海湾，不远处停泊着归航的渔船，海面上成群的野生大天鹅自在地栖息，时而游憩，时而觅食，时而追逐嬉戏，时而飞跃海面在天空翱翔一周。“家居海草房、倚门观天鹅”，已成为这个滨海渔村独特的风景。
更让张新印象深刻的是这里人与天鹅浑然一体的生活形态。他曾经到内蒙古的达里湖拍过野生大天鹅，它们和人一直保持几十米的距离，必须隐藏起来用长焦镜头才能拍摄，而在这里，他可以用广角镜头来拍，甚至可以亲自拿玉米喂天鹅，距离不过三五米，天鹅对人类毫不提防。
威海市摄影家协会的老摄影家温章对此也深有感触。20多年前，温章就开始关注天鹅、拍摄天鹅，当时天鹅和人保持着一二百米的距离，你向前一步，它就退一步，你再向前，它就飞到更远的地方。“我是这边第一个买长焦镜头的，不然根本拍不到。哪像现在，天鹅都不怕人了，距离越来越近，傻瓜相机都可以拍。”
人与天鹅的亲密互动成了这里的特色，而这样的改变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自从有天鹅来此越冬，村民们就把这些特殊的“旅客”当成了回到娘家的“自己人”。村民曲荣学笑着说，“我们有将近20年不放鞭炮了。”为了给天鹅们提供充足的食物，村民们还会自发地喂食。在村里的社区服务中心，设有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烟墩角管理站，现在有专人每天巡护。
人鹅“和谐”的隐忧
因为天鹅，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来到烟墩角村。村子的管理者们也意识到天鹅生态民俗旅游的巨大商机。
沿着柏油路走进烟墩角村，不远就能看到曲荣学的家，蓝白相间的两层小楼和门正对面的海湾相映，在旁边的一片海草房中显得格外醒目。每年冬季天鹅飞来越冬时，曲荣学在家里炕头上就能听到天鹅的叫声。现在这里也是几个地方摄影协会的接待站，从2002年开始，每年冬季天鹅飞来越冬时，他都要接待很多摄影爱好者，为他们提供食宿。而近两年来，村民们开始做起了渔家乐生意，自发形成了各类摄影接待站、民俗游饭店等。曲荣学说，类似这样的门店能够达到60多家，全村85% 的人都在从事旅游服务工作。
3年前，为了更好地改善环境，村里投资1000多万元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了公共厕所、街边雕塑、打造了休闲广场、加大了对胶东独特的海草房的保护力度，同时也派专人维护环境卫生、每天喂食天鹅。
三月12日中午，曲荣学刚刚送走了从威海来看天鹅的一家人，此前的两三个月，家里的客人一波接着一波。“那时可壮观了。岸上至少有上百辆车从村西头一直排到村东头，人们拿着各种各样的相机拍天鹅，挤得满满当当。”曲荣学笑着说。高人气也为村民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曲荣学的接待站每人每天的食宿费是100元，据他透露，在这几个月，村子里渔家乐生意做得好的人家可以赚到十几万元。
孙茂臻担任村里天鹅巡视员的工作已经三年了，从第一只天鹅来到最后一只天鹅走，这几个月里，他每天5点半就来岸边巡视，除了定时投食外，还要巡查是否有受伤异样的天鹅需要救治。随着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的增多，孙茂臻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要注意避免游客轰赶天鹅或有其他不文明的拍照行为。
据一些村民反映，为了吸引天鹅，有些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向村民买来玉米喂食，每当天鹅聚过来时总能听到岸边“咔嚓咔嚓”的拍照声，有的人为了得到一张他想要的天鹅形态的照片，不断用食物逗弄。“之前还出现了在晚上用车灯照天鹅的情况，这些都特别干扰天鹅的正常生活。”孙茂臻担忧地说。
袁学顺也为此担忧不已。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这里的天鹅可以到他手里来吃玉米。在他看来，天鹅与人“零距离”是很少见的现象，虽然人与动物的关系改善了，但野生天鹅对人少了戒备心后，对它们自己的生存也极为不利。
天鹅湖“危机”之谜
天鹅湖距离烟墩角村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这里是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主体部分，栖息的天鹅数量最多，也相对分散。温章每年都坚持来这里，在他印象中，天鹅湖周边开发的楼盘越来越多，其中距离天鹅湖畔最近的商品房住宅只需步行5分钟。
天津人王萍就买了这里的房子，每天她都会来天鹅湖畔走走，看看天鹅。当初买房时开发商告诉她这里将会建设一个公园，而如今看着周边仍然比较荒凉的境况，她不免有些着急。在她看来，虽然现在天鹅湖畔很美，但毕竟是未开发的状态，不利于居民的日常休闲和生活。常年坚守在天鹅湖畔的天鹅湖管理站管理员王厚礼却撇了撇嘴，“要是真建了公园未必是件好事，毕竟是野生天鹅，会破坏环境的。”
据当地人介绍，2000年，山东省政府批复成立荣成天鹅湖省级自然保护区，2007年4月晋升为国家级，这些楼盘都是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前的遗留问题。在此之前，这里曾是省级旅游度假区，一切开发都是围绕度假区的建设进行的。而现在，很多项目都搁置下来，但这些楼盘的开发却成了这个自然保护区不可扭转的事实。
在成山卫镇，袁学顺是一个坚定反对在天鹅湖畔进行盲目开发建设的“顽固派”，当年在湖畔开发别墅，他就坚决反对过。守护天鹅35年，他手绘了一张天鹅湖越冬天鹅分布图，哪里是水源地、哪里是湿地、森林，天鹅的行动规律及分布特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自己虽然称不上什么天鹅专家，但起码可以算作是天鹅忠诚的朋友。
“天鹅湖的森林、淡水和湿地以及丰富的食物，给它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生存空间，如果想要赶走它们，将林子伐了、淡水掐了、湿地毁了，或将湖水污染了，任何一个行为，都会从根本上断绝天鹅的生路。”袁学顺说。
今年2月末，袁学顺在微博上发出求救信，说天鹅面临缺食危机影响回迁。但王厚礼却干脆地说：“不存在危机，现在湖里清淤治理得比以前好，负责管理的公司还在水里种大叶藻，以供天鹅食用，而且我每天都会为它们投食100斤玉米。”在烟墩角村，曲荣学、孙茂臻等村民也都认为“危机”不存在。
王厚礼提的公司是负责天鹅湖治理的马山集团，很多年前为了防止湖里资源外流，当地人修筑了一条大坝，将湖口堵死。没想到违背了自然规律，湖里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大叶藻少了，天鹅的数量也减少。上世纪90年代初，荣成人认识到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于是痛下决心治理天鹅湖环境。这项工程由市里、镇上和马山集团共同承担，但主要的投资方是马山集团，他们计划投资1.9亿元，目前已经投入了6000万元。首先是炸坝，再就是移植藻类。
据马山集团董事长助理王培亮介绍，虽然资金投入很多，但董事长认为治理天鹅湖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一方面保护了天鹅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对公司的形象也有好处。除了清淤、种植藻类外，集团每年还要购买20吨玉米用于喂食天鹅，保证食物的充足。
袁学顺认为，这两年的开发对天鹅的区域性改变比较大是个事实，“现在完全是以开发为主流，种植大叶藻的做法虽然也对，但效果不大，人类的破坏远大于保护。例如建立污水处理厂，一开始说是为了保护天鹅湖的水源，结果这个污水处理厂建了3年，一滴污水也没处理。”袁学顺气愤地说。
环境与发展的碰撞
袁学顺在当地是一位很有争议的“名人”。但他并不在意外界的说法。他的家就在成山卫镇上，门口挂着大天鹅保护协会的牌子，推开门首先看到的是一间摆满旧家电的小维修店，小店橱柜里的各种电器零件上落满了灰尘，看上去光顾小店的客人并不多，但是来这里看天鹅的却不少，袁学顺一家都习惯了。从柜台侧面的一个小门可以直接去后院，除了自己居住外，他还收容了各地送来的受伤天鹅。
袁学顺本是做家电维修的，看着街对面的楼房，再看看自己破落的家院，他十分感慨，“我把主要精力都拿来给天鹅打工了。这个小买卖干一年要歇半年。”现在很多爱心人士都会捐钱捐玉米给协会，为了账目透明，袁学顺把每一笔钱都“挂”在微博上。尽管如此，当地还是有人说曾看到他拿着玉米去饲料站卖，以谋取利益。袁学顺想了一会，才恍然大悟，“2005年威海下大雪，当时我还没做粮仓，剩了十袋八袋粮食，被水弄湿就发霉了，这样的粮食我不敢给天鹅吃，就去饲料站换回了新鲜的粮食。”
在袁学顺看来，既然都说要保护天鹅，就应该给它们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而不做任何的开发。但是他对此也感到不乐观，他知道经济的发展很难去改变。
荣成市原旅游局局长、现今在政协工作的张政利向《小康》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天鹅湖保护和建设的蓝图。荣成打算将旅游产业和自然保护区结合起来，利用资源发挥优势搞生态型旅游建设，这样既保护了天鹅，又能把旅游产业发展起来。
“这个规划目前还在做，天鹅湖的旅游主要还是生态型的，我们会把天鹅观赏区建好。此外，现在已经开始人工驯养天鹅，这样能保证一年四季都看到天鹅，吸引人气。还要建一个大天鹅博物馆，所谓生态型博物馆的外观是一只天鹅造型，而且是开放的，一半在水下，一半在陆地上，水能进到馆里。”张政利说。
负责此项目的马山集团副总裁王晓东也在考虑如何保持天鹅的野性和旅游区发展间的平衡问题。在他的设想中，在旅游区范围内不增加任何大型设施，即使增加观赏区，也尽量和自然融为一体，如果非要有建筑物，也尽量离岸边50米远。
此时，袁学顺也在进行自己的秘密保护天鹅计划。去年他的协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搞了一个天鹅湖保护项目示范基地，现在这个基地的各项建设工作都已完成。袁学顺说，他要给天鹅留下最后一片生态湿地，并为此斗争到底。“保护天鹅为了什么？”袁学顺反复追问，在他看来，任何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保护天鹅都是动机不纯的。袁学顺忧虑的还远不止开发的事情，虽然为了提供天鹅充足的食物，很多人都在喂食天鹅玉米，但他也不免担心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师刘健从2004年以来一直都在对天鹅湖和越冬天鹅进行跟踪研究。在他看来，目前天鹅生存所依赖的食物、淡水和开阔的水面都还是相对变化不大的，从近期来讲，天鹅数量急剧减少的风险很小。对于天鹅的食物研究也表明，大天鹅的越冬食物主要为小麦、海带和大叶藻，其中，小麦的比例最大，分别占冬季食物组成的99.67%和早春的90.17%。对冬季与早春的食物组成的差异进行分析，发现较省外越冬大天鹅食性来讲，在天鹅湖保护区越冬大天鹅发生了食物替代现象。
“人工投食的影响其实也是我们想要探究的一个课题，但目前这个课题还在进行中。如果是经过科学规划的、有序的进行，对动物肯定是有好处的，但现在游客数量激增，很多投食都没有规范，可能会对天鹅造成一定影响。”在刘健看来，无论哪种形式的保护都应该是有序的，管理者们应该更加重视如何加强规范和管理。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想拍一只天鹅要用长焦镜头，现在用傻瓜相机就可以轻易捕捉。从长焦镜头到傻瓜相机，人们用一把一把的玉米粒拉近了人与天鹅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