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应该有担当，教育有义务、有责任去提高中国人尤其是下一代的素养，目前教育方面的确存在着好多问题，但出现的很多问题不能都归结于教育系统本身。有些问题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很多人骂教育的时候都很痛快，教育被说得一无是处，这个现象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你是我们学校哪一届的毕业生？”得知《小康》记者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亲切地问。
“2005届。”记者答道。
“哦，那时候我刚当校长。”
“我的学位证和毕业证上都盖有您的印章，但是很遗憾，当年我毕业的时候没有听到您像那样轰动的演讲。”
坐在对面的李培根笑了，“那年我记得我只是在‘同歌同行’上说了几句话，不知道你参加了没有。”
果然，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有着很强大的“气场”，6年前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因为这和他的学生有关——“校长不关心学生是说不过去的。”李培根说。
让学生成为“他自己”
《小康》：听说你在学校论坛上很活跃，你很看重网络吗？
李培根：那当然了。网络上什么言论都可以有，要了解学生在想些什么，更要了解学生在抱怨什么，所以我会经常去网络上看一下。主要是上校园论坛，学生给我发邮件我都尽可能回复，以什么方式跟学生交流都行。作为校长，我最关心的就是学生，校长不关心学生是说不过去的。而且从我内心来讲，不仅是那些好的学生，那些非常态的学生我也很关注，比如挂科很多的、或者是网瘾很大的学生，等等。
《小康》：去年有个学生在校园论坛上爆了粗口，你批评了他？
李培根：对，这样不好，所以我批评了一下。也有学生觉得我小题大做，但是我不那么认为，爆粗口这种风气如果学校任它发展的话，那还是不成体统的。我们保护大家的言论自由，不等于说你可以去侮辱别人。这个道理应该很简单。多数同学是理解的，后来那位同学自己也道歉了。还是很好的。自从那次以后，我再没看到过学生爆粗口。这样的批评还是有作用的，因为学校提倡文明，对于这样的事情，学校应该有鲜明的态度。
《小康》：你对华中科技大学的毕业生满意吗？你觉得他们走向社会符合你的预期吗？
李培根：我很关注我们的毕业生，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我对他们很满意。我有一个观点，影响一个学校声誉的最重要因素是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比如社会上认为北大、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但你知道他们发表了多少论文吗？我都不知道。人们长久记住的是他们的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
我还要呼吁一下，我理想中的教育，就是让学生成为“他自己”。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我在学校里提倡，华中科技大学的三大战略转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教育方面的有些问题，
教育部长也很难解决
《小康》：中央电视台刚刚采访了朱清时校长，因为他创办了南方科技大学，你怎么看待南方科大模式？
李培根：我觉得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两所大学尝试创新这种模式，是一件好事。当然，这种改革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要step by step，一步一步来的。
《小康》：南方科大的探索能成功吗？你看好它吗？
李培根：我希望他们成功，相信他们能成功，也支持他们的做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它现在的模式至少在当前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
目前，如果让很多大学都去学习南方科技大学的模式，能不能做到呢？其中有很多的“不可能”。首先，它现在的领军教授，起薪是115万，中国一流的大学，就连清华、北大都做不到；其次，它的领导机制也是特殊的，书记校长由一个人兼，你看中国其他的大学是这样吗？我们衷心祝愿南方科大成功，也相信它能够成功，但是它这个模式在中国要具有普遍意义，恐怕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小康》：你觉得高等教育的改革是在向前进吗？
李培根：肯定是会向前进的。
《小康》：今年以来，很多地方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因此给农民工定的工资标准比大学生还高，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人质疑，上了大学以后出来做什么？读书还有用吗？
李培根：确实有这种现象。不过，我不大同意社会上“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失败的高等教育”的说法，这个我认为说得太过了一些，我承认中国高等教育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有很多问题，包括教育自身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教育系统本身的责任，这点很多人并不明白。
我举一个例子，有人说现在学生的理想、情操好像和老一辈不太一样，说的是事实。这个问题现在好像就是学校的责任，其实不完全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怎么样呢？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功利现象，一定会在教育界有所反映。还有，现在社会上的有些问题在我看来真的是不可思议，在某些地方、某些角落所存在的道德沦丧、良知泯灭，让我很吃惊，以前什么时候听说过有人拐卖儿童后，把他弄残废，然后再让他去乞讨呢？
我承认，教育应该有担当，教育有义务、有责任去提高中国人尤其是下一代的素养，但是目前出现的很多问题不能都归结于教育系统本身。
我们应该有一些理性的分析吧。到底哪些问题是教育系统应该担当的，哪些问题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解决。我们现在很清楚，有很多事情，局限在教育这个圈子里，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有很多东西也是没办法解决的，甚至从更高层面上讲，教育方面的有些问题，教育部长也很难解决，有些问题往往有着很复杂的成因。
当然，绝对不是说教育系统本身没有责任，我们的确也有很多问题。
《小康》：您如何看待大学的德育？
李培根：我内心高度关注这个话题。我甚至本来想在人大提一下的。我认为当前啊，我们社会的公民意识很欠缺。这个公民意识，包括基本的道德、责任意识，我们学生基本应该有一些担当的意识。
作为公民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在我们很多学生身上有些不足，少了一些。我认为大学这方面的教育少了一点，应该加强。也许我们的教育因为强调意识形态而忽略了某些基本东西。意识形态的教育应该有，但是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公民教育还是要加强。我以后有空的时候会召集一部分教师来讨论这个问题。
校长的权力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小康》：您个人最关注的是什么？
李培根：我最关注的应该还是教育本身，教学。教育当中最基本的应该是教学，尤其是本科教育，我就任校长之后就提出，我们要有一流本科，一流教学。
《小康》：您为什么看重本科教学？
李培根：我认为对一个人来讲，本科教育是他人生里、高等教育里最重要的环节。本科教育最基本的是教学。现在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在很多大学，人们从内心里面重视教学的程度有所弱化，这就有大问题了。我坦率地讲，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社会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教师的收入是和他的科研经费、教学工作量挂钩的，国家给的工资是很低的。低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国家规定的教授的最高工资也就是两三千元，你能够仅仅靠两三千元的工资雇佣教授吗？
当然我承认，实际上大学教师的收入目前在整个社会来讲还是得体的。但是他的收入是多元化的，收入多元化的害处就是让他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教学和研究上，他势必要想一些办法去提高自己的收入，所以这就是大环境的影响。这个就是大学本身或者说教育系统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功利化越来越严重，这样会大大影响教学。这些影响实际上拉开了教师和学生的距离。所以我讲我们现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是被拉大了，这是事实。我作为一个校长，没办法改变社会大环境，我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尽我们所能做得好一些。使其影响尽可能小一点，但不可能实质性改变。
《小康》：您做了哪些工作来改变这种状况？
李培根：首先是动员我们的老师和干部，让大家要有教育者的良知和责任。但是我也明白，多数人是靠政策，少数人是靠觉悟。谈到政策，我们在收入分配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增加教学方面的权重。现在的教师收入还是多元化的。从国家层面讲，我希望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国家规定的教师工资水平，一方面严格限制工资外的收入，实际上把教师收入单一化、工资化，让他们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
《小康》：您如何看待大学去行政化及教授治校？
李培根：目前教授治校是有争议的。就是西方也不一定是教授治校。教授治学倒是没有异议的。这个东西谈深了也不好说，我们中国多数的大学不可能做到。目前社会上想象的大学情况和实际情况是有距离的。社会上想，现在大学的学术问题是不是校长拍板啊？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学术同样是由学术委员会、教授们起关键性的作用，院系也有院系学术委员会在起作用。
校长的权力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很多人认为校长权力大得不得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小康》：那您有什么样的无奈吗？
李培根：肯定有无奈的问题。可以说一点的是，我的确有自己教育的内在理想。但是由于某些大环境的影响，像一些……（低头沉思），我要想推进这些理想，是很困难的。原因不能怪我们的教师和领导，这个是社会大环境影响的，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譬如说，我觉得现在教师和学生的距离太远，我也只能尽可能的让他们的距离拉近，但我也只是尽力而已，并不能解决。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你不能够真正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