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并不是唯一在行动的地方，从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重庆等27个省区市就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波的全国“加薪潮”预计将使企业整体人力成本上升。在本次加薪潮中，中小加工企业再次面临一次艰难抉择：关门倒闭或转型升级
3月1日起，广东将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并相应提高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平均提高18.6%。
在本次加薪潮中，中小加工企业再次面临一次艰难抉择：关门倒闭或转型升级。珠三角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呼“承受不了”，有人甚至断言会有第二次港台企业大退潮。加薪潮下的珠三角企业，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加薪潮下的小工厂
2月14日，情人节。
东莞市茶山镇增埗卢屋的一栋三层小楼里底层，工人们正从一辆龙马车里将一包一包的货物卸下来，这是刚刚从一家服装公司接过来的15000件半成品衣服，工厂将负责给这批衣服上拉链。
在二楼和三楼的年轻女工们正旁若无人地干着手头的活计，这个房屋大约80平方米左右，呈一个狭长的长方形，中间20台缝纫机围成一圈，位置紧凑，两排之间只隔了1米左右的空隙，工人们看上去都很年轻，除了两名负责搬运的男工，其余都是女工。每个工人的缝纫机旁边都堆满了已完成工序的衣服、残件，以及棉花、布片等原材料，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女工吴二妹初中毕业后从四川来到东莞后，两年来先后在鞋厂、服装厂呆过，去年8月份后就一直在这儿，工厂说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休息一天，但实际上活多的时候要做十几个小时，她们的收入直接与完成的数量挂钩，为了多拿一点薪水，常常要加班。吴二妹埋怨，现在房租涨、物价涨，但工资几年里却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涨的这一两百，比起日益飞涨的物价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吴二妹们并不知道，一个多月后她们也许得另谋出路。
老板娘薛女士告诉《小康》记者，刚刚从车上卸下来的那批货物是他们在年前签的单，可能也是最后一批。3月1日后，人工费用又涨了，五六十个工人每个月的开支都不少。老板娘说，这个厂子做的是服装加工里最简单的一道工序，只能靠量来赚钱，这次加薪幅度太大，不加工人不答应，支撑不下去了，准备4月份之前关门回家去。
面临这种无奈选择的不仅有薛女士和吴二妹他们，在东莞、中山、深圳等地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小型加工企业和数以万计的外来工在面对二次选择。
《小康》记者从多位企业管理层人士那儿获悉，人力资源工资成本的压力，是很多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东莞最低工资是470元，2005年调到530元，2006年调到690元，2008年调到了770元。最近两次调薪时间相距刚好10个月，从920调到1100。连年“跳级”，没有给企业喘息的机会，与此同时，各种加工原料成本也在不断涨，部分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
深圳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蔡正富对《小康》记者说，这一次广东省调高最低工资标准来得太快太猛了，令很多港台企业承受不了，“深圳台商协会6000多企业会员中，将有20%的在倒闭或撤离深圳。”
中小加工企业受影响大
由蔡正富掌控的艾美特电器（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电饭煲、电风扇等家用电器的台资企业，有员工7000多人，每年上交的税收超过一个亿。蔡正富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最低工资提高后，每个工人平均工资增加200元，同时加班费也在加，如此下来，每个月每个工人平均得多支出400至500元，整个工厂每个月的成本仅在人工费这一块就增加了300多万。
“我们的成本增加了，家用电器的铜铁等原材料的价格也一天比一天高，企业吃不消。产品按说也应该提价，但这一次来得太快了一点，很多年前签订的合同，如今只能是少赚或者不赚了。”蔡正富强调，他所在深圳台商协会的大部分台企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蔡正富厂子里每年春节前后都有一千多人离职或重新进来。他表示，20%的流动属于正常范围。今年初六初七，负责人力资源的部门就深入到贵州、四川等地现场招工，目前基本到位。
更多的工人们则用脚投票，随着制造企业的大举内迁，之前流往珠三角的劳工不出家门就能找到职业，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庆、河南等地都在上演抢工潮。在内地工资同样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广东的价格优势正在丧失。据记者调查，人力成本一般在技术型企业中占运营成本5%～8%，珠三角受影响较大的是纺织服装业、电子加工业、制鞋皮革加工业和物流业，这些企业往往都是靠人力成本差价赚取利润。
东莞一位纸箱厂陈老板告诉记者，他的工厂以前主要为东莞、中山、深圳的鞋厂、制衣厂、电子厂等提供纸箱包装等，从目前的客户订单来看，今年的生意将很难做。陈老板说，如果真的大面积企业倒闭或迁离，引起的多米诺效应势必会形成，以前捆绑在企业上的链条会迅速崩解。陈老板举例说，如果一家较大的鞋厂关门，为鞋厂提供配套的纸箱厂、印刷厂、包装厂、鞋的各种配件厂都将受牵连。“通常大厂有一二十家配套的小厂。”而这些小厂，譬如鞋垫厂倒闭，又会引起连锁反应，就像一条大河决堤，周围的地带也都淹了。
还有不计其数的作坊式的小店，那真的将是“排山倒海”的架势。
黄晓鹏是东莞一家港资鞋厂的老板，在东莞石龙，黄晓鹏近百平方的办公室，一扇洁白的墙壁上并排挂着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广东地图，他指着广东地图说：“整个广东都在加薪，这里已经不适合我们了，也许，我们的出路在这里”，他的手指转向世界地图上的越南和非洲。黄晓鹏摆开双手摆了一摆，夹带港味的普通话里流露出些许沮丧和无奈。
“这里低廉的劳动成本和优惠的政策是最大的吸引力”，黄晓鹏直言。如今这种优势渐行渐远。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身边的许多鞋企一家家消失，他不得不为工厂筹谋出路。如果因加薪致迁内地，不是他的最佳选择，因为此波调薪之后， 30个省份都已经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22.8%。去年年底，他就多次飞往越南和非洲等地，考察工厂搬迁选址问题，但至今还没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工厂搬迁是一件大事情，工厂里的机器可以搬迁，但制鞋业上下游的零配件合作厂商能搬走吗？
“没有谁愿意走，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在黄晓鹏看来，如果没有走到绝境，企业还是要在东莞维持下去。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处长于春涛认同黄晓鹏的看法，他说，这些企业搬迁到越南或其他劳动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去，不但相关零配件的供需方面带来困难，运费成本也要增加。而且，中国有着13亿的人口大国，都存在着招工难的现象，像越南仅有8000万人，招工不是更难吗？
于春涛直言，每年春节后被媒体大肆宣称的民工荒，“事实上并非如此，全国劳动力过剩是不争的事实，这些人要去哪里？”他反问记者，过度的渲染招工难引起企业的恐慌，结果导致企业招不到人，员工对工作挑三拣四。
“实际上并非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有大规模的港台企业撤资，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工商局的企业登记数目比前一年也是上涨的，或许这个数据有水份，可能有部分企业倒闭后没有及时在工商行政部门注销，但可以说明的一点是，事实没有传言的那么恐怖！”于春涛认为，这一次加薪倒致港台企业倒闭或迁移的也仅仅是一些产品附加值低、靠赚取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会对广东省整体经济发生很大的影响，同时还能迫使企业自觉转型，进行产业升级。
珠三角企业升级之路
其实在两年前，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就预言：未来两年，珠三角8万加工贸易型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呼吁港企要尽快转型升级或者迁移，越早行动越好。
2009年，面对大量鞋企的迁出，东莞厚街镇镇长陈仲球表示并不担心。因为转移出去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而核心的技术研发和采购贸易依然留在东莞。陈仲球直言，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厚街镇打造一个亚洲鞋业总部基地。只要把产品的研发中心，知识产权的开端，信息交流的中心，贸易订单中心和定价的中心留在厚街，厚街作为世界鞋业中心就不会改变。
从“生产基地”向“总部经济”转型，正是珠三角许多城市谋求的“变身”之路。
迁出去，引进来，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现代产业体系升级，是现实，也是历史的必然。东莞龙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特别助理兰杰洲说，他们的工厂大年初七就进入了正常工作状态。
这家公司旗下的龙昌玩具公司在东莞有三个研发生产基地，生产各种高科技玩具。既有吸引家长和小朋友的智能投篮电动车、俏皮可爱的小机器人，也有各种遥控类的玩具车。两年前世界玩具巨头合俊集团倒闭，上万工人一夜之间失业，给玩具业带来一场不小的震荡。龙昌公司的高层开始提前进行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之路，他们每年投入3000万元进行技术研发，确保每年推出250款新产品，并从单一的玩具生产进入机器人应用产业，开展教育、娱乐、家用、安防、工业机器人等五类应用机器人的研发。
在兰杰洲看来，正是产业升级的成效引领龙昌走出了金融危机。2008年，在国内企业产品出口量持续走低的时候，龙昌却以一款“小甲虫”玩具收获了近2亿元人民币的订单。这种玩具在欧美的办公室里非常流行，一些白领在工作困乏时用来提神解闷。“公司不会搬迁，老板也不会把资金撤回香港”，兰杰洲明确告诉《小康》记者，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利润弥补工人工资的上涨，从一个代加工OEM企业到拥有自有技术和品牌，龙昌的目标是用5年时间在松山湖建立面向全国的集创意、设计、品牌、营销、动漫、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玩乐产业链服务平台。
“一个优秀的企业，工人工资占运营成本的比例是很小的，”于春涛说，优胜劣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必然结果，转型升级既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也符合政府的经济增长策略。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显示：对于在中国拥有大型生产基地的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提高30%，仅会使利润率下降1%至5%。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新春由此认为，劣势企业的退出，给优势企业腾出了做大做强的空间。从中长期来看，本地的产业集群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因优势企业的做大做强而不断提升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