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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经验
远的不说，先说香港。
回顾2005年名噪一时的东大照明造假案中，香港警方拘捕了东大照明公司董事局主席朱展东和两名执行董事,并对该公司涉嫌伪造账目案件迅速展开调查。上述朱展东等3人涉嫌篡改账目,提供误导、虚假账目,从而导致他人遭受损失,罪名成立最高可判10年监禁。此外, 创维上市时募集资金为10亿港元, 若创维的“假账” 罪名成立, 法庭判决“等额赔偿”,黄宏生的财富将一夜赔光，其本人还面临犯罪行为指控,牢狱之灾自是难免。
而大陆的情况是，目前的企业就怕无法在A股市场挂牌，一旦上市后根本不惧怕退市的问题，即使事后发现问题亦是如此。当年中小板新股江苏琼花，挂牌第11个交易日就被曝光隐瞒国债投资丑闻就是最好的证明。也正因为上市后退市难，才会有众多企业通过包装造假的方式实现上市的目的。
在这一点上，港交所处理洪良国际可谓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榜样。洪良国际由于违反了港交所 《证券及期货条例》的相关规定，即使在上市3个月后，不仅募集的近10亿元的资金被冻结与退还投资者，并且还要支付相应的利息。于2010年3月30日起被勒令停牌，实际上等于退出了市场。
再看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证券市场有着怎么样的顽症以及他们的对症下药。
虽然美国证券交易所早在1921年就成立，但仍不能幸免于资本家为了追逐利益而拼命地造假。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股票股权激励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欺诈。
股票期权是公司给予持有者的一种在特定的时间内可以按事先确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本公司股票的权利，主要授予对象是以首席执行官为首的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股价紧密联系，激发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但同时又成为许多财务丑闻的重要诱因。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获得高额的股票期权回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信息，按照其需要影响股价。而中国最近几年才引进股票期权的概念，利用股票期权造假的行为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美国的会计准则亦存在不少缺陷。该准则以具体规范为基础容易增加其滥用准则的机会，企业可以技巧性的安排技术上完全合乎规定的交易，同时避免报告交易的实际经济实质，从而逃避准则的约束。
美国的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向雇员发放认股权时无须确认相关的成本，也无须每季度对某些衍生金融合同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使得企业可以报告较为平稳的盈利，而投资者却不知衍生金融合同的风险。在中国，金融工具的运用并不普遍。
此外，在美国上市公司中，经常存在各种形式的高级管理人员与证券分析师的座谈会、研讨会、见面会等。与其说美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会计欺诈是为了迎合华尔街的预期，倒不如说是华尔街的这种预期就是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授意甚至是要求下炮制的。如美国施乐公司欺诈案就“完美”地体现了分析师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默契”。
独立审计问题重重也是美国证券市场的顽症之一。为同一家公司既提供咨询服务又提供审计服务，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中国注册会计师提供咨询服务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不足5%，因此还不会像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那样因为从事咨询服务而对其独立性造成损害。
美国的证券市场秩序也一度混乱。但从一个案例可以看出中美在处理上市公司造假案件时的不同方式和不同效果。曾轰动美国朝野上下的安然事件令人记忆犹新。上至国会，下到会计执业界纷纷寻找原因，采取措施。
首先，制定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它是美国采取的最主要的法律措施。法案涉及公司的财务报告责任，公司欺诈的法律责任，公众公司的监管体制，以及制定会计准则的基本思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该法案对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对制定会计准则的传统思路提出了挑战；其次，美国的会计准则从重规范的准则制定模式转向重原则的准则制定模式。美国的立法机构认为这样可以加重会计师的判断责任，减少利用具体准则进行会计造假的可能性；最后，在对待会计执业界的问题上，美国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更加独立的公共会计监管委员会，既不是依赖会计执业界的自律管理，也不是由政府部门实行直接监管，而是设置一个独立会计执业界和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威机构按照法律实行监管。
我国采取的解决方案与美国不相同。比如银广厦等公司造假案被揭露后，财政部收回了已经赋予行业协会的一些监管权，钟摆又回到政府监管的模式，与美国的独立监管模式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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