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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运动还是一场国民党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被当作共产党杀害。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继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为了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线，国民党中央采取“共取我弃”的方针，即凡是共产党所遵循的路线方针政策，均一概弃之，或反其道而行之，将孙中山时代带有社会改革和激进色彩的方针政策一股脑儿当做共产党“毒素”废弃掉。如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国民党则“不要民众”，将中央农民部、工人部、商人部、青年部、妇女部一律撤销，并禁止和防范民众运动。
没有哪一个阶层认为国民党代表了自己
《小康》：国民党执政后，一再声称自己代表“全民”利益，但最后为什么大部分阶层都不愿意“被”国民党代表？
王奇生：任何政党都必须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孙中山当时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他生前并没有明确说国民党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
最早讨论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自我定位为一个阶级的党，即无产阶级政党，而将国民党定位为多阶级的党，是农工商学几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1927年国共分家后，国民党内部就阶级基础问题曾展开过一场争论。党内左派认为，国民党应该代表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党内主流派则认为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如蒋介石声称：“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
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确实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客观的存在。国民党既反对阶级斗争，那就意味着它只能维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予变更，并使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稍带改革色彩的举措，均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阶级指控为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
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也未能赢得地主阶级的欢心。在城市，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在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国民党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其基本原则是既要防止工人铤而走险，也要抑制资本家过度跋扈，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凌驾于劳资双方之上。但国民党企图兼顾劳资双方利益，其结果却常常两不讨好。从工人一方视之，国民党的劳资政策与北伐时期相比，明显是一种倒退；而在资本家一方看来，与北洋时期完全放任的劳资政策相比，国民党的劳资政策在很多方面使资本家感受到限制、约束和压力，因而也对国民党的劳资政策心怀不满。
国民党漠视当时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认为国民党代表了自己阶级的利益，也确实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国民党最终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小康》：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一党独裁执政20多年，您认为造成国民党执政“失败的种子”都有哪些？
王奇生：常言道：失民心者失天下，从历史长程观之，这一说法基本成立。但在中外历史上，也有一些失民心的专制政权，依恃其强势控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仍能维持一个刚性稳定。一个政权的衰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往往是众多因素(包括诸多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和轨迹。1949年共胜国败，更是纷繁复杂而难以寻求简单答案，既有国共两党各自的内部因素，也有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大环境的制约；有历史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各种机缘巧合。假如孙中山不是1925年过早地死去，假如没有中共的竞争，假如中共的领袖不是毛泽东……，国民党政权的命运都可能不同。就国民党自身而言，除上面所讲的之外，另如党魁的个人因素，还有派系纷争的内耗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制约。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个性特质就很不同，毛抓大放小，举重若轻，有高瞻远举之气慨。看蒋的日记，蒋天天大小事务缠身，事无巨细都操劳，少能思虑长远的战略计划，加之40年代的延安还能发挥集体智慧，蒋则自称“以一人治天下”、“以一人敌一党”，常叹手下无人。国民党之“政党认同”并不稳固，其党员所认同的，大多是政党之下或之外的次级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因认同小圈圈而互斗，驯至党内四分五裂。反观中共，则几乎未见因地域、“山头”认同而导致的分裂危机。即使个别领袖因政争分裂而出走时，只能独自“净身出户”，一枪一人都带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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