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熊海带着一名前来采访的记者走访居民。采访结束后，记者对他说感到很压抑，看到对方的痛苦自己也很难过。“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和他们一起生活，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感到无力和沮丧。”熊海苦笑着说。直到现在，他还经常性的失眠，工作压力很大。
北川站的另一名志愿者郑巧慧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心理系，和熊海一样来这儿一年多了。她需要“疗治”的对象很特殊，都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而他们的情绪起伏确实要比普通人大得多，压力也大得多。
郑巧慧一来就跟着八一帐篷学校，如今则随着学校一同搬到了新县城，专门负责心理咨询与服务工作。她是北川站里唯一派在那边的志愿者，和她一同工作的是两个学校培养的心理骨干教师。最近她发现一同工作的老师董静情绪出现了问题，一说要搞活动就会抵触，觉得烦。
这件事让郑巧慧也很困扰，在见到傅春胜的时候，她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你没问问她怎么了？是什么东西在困扰她？”面对傅春胜的发问，郑巧慧不好意思地笑着摇摇头。
“他们是心理老师，但他们也经历了地震的灾难，内心也是有痛苦和创伤的。一定要让她走出来才行。”傅春胜说。在灾区工作两年多来，这是他最常遇到的问题。很多做心理援助的人面对如此重大创伤时，会出现无力感、挫败感，需要更高一级的心理师来给他们做督导，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为了给团队解压，缓解积聚的心理情绪，傅春胜每次来都会带着他们唱唱歌、聚聚餐，或者找一天时间到周边山清水秀的地方走一走。此外还要经常性的做心理督导，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给大家“扒一扒皮”，把内心的情绪倒出来。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北川工作站站长史占彪还兼着玉树工作站站长。现在北京、玉树的工作让他分身乏术，但他坚持每月来北川一次，5～7天的时间有两个必修课，就是请志愿者吃饭，陪志愿者聊天，包括专业心理督导。对身心俱疲的志愿者来说，没有督导和情感交流，他们是挺不住的。
在北川工作站，两年半以来史占彪前后督导过400多名志愿者，他说，这些志愿者能够坚持到现在，兢兢业业工作，真是很难得。
因为要跟着搬到新县城，北川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做准备。随着负责学校的放假，方若蛟提前请假回了山东老家，过完年再回北川。
雷佳在新年后离开了工作站，因为这半年的突出表现，远东集团慈善基金会的领导对这个小姑娘很看好，在12月底就正式聘任她到宜兴总部工作。
随着雷佳的离去，工作站又来了一位女孩，这样的变动已司空见惯。“铁打的工作站，流水的兵。”大家总会这样开玩笑，无论谁来谁走，工作站为北川当地人的心理救援工作一直接续着。
“化缘” 是为了将来
心理所北川站招募志愿者的信息一直放在网上，可是感兴趣的人却越来越少。板房的居民们偶尔聊起来，会说那些来敲门聊天的人不多了。灾民杨建芬也在做志愿者工作。她记得刚搬来板房时，北川人的情绪普遍都不稳定，志愿者自己上门大部分吃了闭门羹，他们就总是找到杨建芬带着，和这里生活的灾民建立起联系，填问卷、做心理辅导工作。
一波又一波数不清的问卷，聊不完的话。杨建芬每天要带着不同的人一遍遍地走，夏天很热，忙起来连口水都喝不上，有一次还累到中暑晕倒。
一度，傅春胜所在的团队达到40人，当时根本不担心志愿者不够，只担心人员的素质不够好。热潮过后是冷清，灾后两年多来能坚持下来的机构和志愿者寥寥无几，目前在永兴板房继续心理救援工作的团队只剩下北川站。曾经有一个心理援助机构打算进驻永兴板房，最后却因为资金问题而离开了。
志愿者在这里的生活很清贫，北川站的志愿者们集体租住在板房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里，每个月有1500元到2000元的生活补贴，只能基本上满足了生活所需。来这儿的志愿者，有的是为了锻炼自已，有的是为了追寻自我价值，但无论哪一种，都需要更长久的动力支持。
北川站的经费主要依靠中科院心理所部分科研经费和爱心企业援助来支持，最初心理所计划每个工作站配10到12人，每个站的运行经费在10万到15万左右，但因为经费紧张只能缩减人员和开支。如何得到资金支持是这些专家们最头痛的事情，史占彪笑着对傅春胜说，“我们得抓紧化缘呀。”
2009年5月，在绵阳参加一次“中国企业家论坛”时，抢到一个发言机会的傅春胜向企业家们阐述了北川目前心理援助工作的必要性和现实困难。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当场表示会支持，事后他信守承诺出资180万元，成立了北川震后心理援助中心，为心理所北川站提供了三年心理援助资金的保障。
根据重大灾难心理援助的经验，中科院心理所提出了对四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20年的概念，7个工作站在灾区至少要开展心理救援工作3到5年。对于迁入新北川的人们来说，心理震荡期才刚刚开始，这些疗伤者的行程还得继续，傅春胜期待着有更多的人能关注到灾区的心理心理救援工作，那是一条仍旧漫长的疗伤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