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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加藤嘉一：我只想如果我是首相会怎么做
《小康·财智》：觉得在中日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加藤嘉一：我是一个民间人士，跟两国政府也都有交往，也会在很多重要的会议上做翻译。如果中日关系上出现了什么误解，我也会及时做一些疏通。因为我是民间的、独立的，可以以一个类似特使的身份去化解一些矛盾，可能这样说有点高估自己。我还是在两国关系中扮演一个民间桥梁的使节的作用，我也希望这样。但是中日关系绝对不是我唯一关注的，我当然还很关注日本社会和中国本身的发展。中日关系只不过是我的一个点，但是中日关系可能是我最擅长的，另外我也比较了解两国的高层、他们的政策背景、老百姓的认知等等。所以有我要出面的时候、我要去协调的时候，哪怕我拿不到一分钱我都会去做。
《小康·财智》：有报道说你5岁就有政治理想了，是真的吗？
加藤嘉一：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什么理想。我从来不认为40岁之后从政是我的什么理想和梦想，我觉得是命中注定的，我觉得是我自己认为比较适合的工作，我会把它放在心里去做，如果我有什么需要做的，不管是知识也好、努力也好，我都会去好好的积累，它是一个方向。我会自然而然地走到那个位置，只要保持现在的状态。我一直对自己说，我现在做的工作是历史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政治。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业面前我宁愿是被动的。
《小康·财智》：你的方向是首相吗？
加藤嘉一：我只是具体往这样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你想当就当，也要看当时的环境和你的运气。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当首相，但我会思考如果我是首相我会怎么做，比如两国出问题的时候，消费上不去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首相或者决策者我会怎么做。当然无论是现在的我还是10年以后的我，还是30年以后的我，我依然会在中国的媒体上写专栏，即使我将来当了什么重要的人物。
《小康·财智》：你将来从政，在中国的经历，将会有哪些优势呢？
加藤嘉一：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在锻炼、我在积累。所以非常重要。将来对日本来说，中国只能越来越重要。我呢？在中国，会有一个比较有优势的群众基础，这是我对中国的一个公关战略，也是我为将来打的一个基础。
《小康·财智》：你觉得现在中国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
加藤嘉一：价值观的问题，年轻人没有信仰。今天的中国，站在年轻人的立场看，现在是泡沫时代，房地产泡沫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泡沫。学历、岗位、金钱这些精神泡沫。生活实际一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过于功利和实用，盲目地去骂什么，反动心态、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蒙昧主义、全都是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泡沫。
《小康·财智》：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多次表达“中国救了你”，但是你也曾说过，很多人给你发EMAIL，也有骂声，这个时候你对中国又是哪种态度呢？
加藤嘉一：这是两回事，中国救了我，这是个客观事实，肯定的，如果我没有来中国，肯定不会达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程度，可能现在在日本和中国的影响力差不多，但是在中国的影响力应该是大过日本的。中国人多、市场大、动力更多。我说中国救了我，这跟亲华派、反华派完全是两个概念。我始终是以感恩的心态面对中国，我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健康、和平发展，我们日本是从中获利的。我帮了中国等于帮了日本，中国帮了我等于帮了自己，中国帮了我也等于帮了日本，这是一个互惠、互让的关系。至于那些咒骂和抱怨的邮件，我肯定是不会在意的。当然一些理性的批评、善意的批评我都会非常认真地接受。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一片赞美的声音，有的时候反对的、痛骂的、讽刺的都有，我都会接受的，我不会因此而影响我的心情，我还是保持平常心。我个人的基本状态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状态决定成败。
《小康·财智》：怎样保持这个“平常心”？
加藤嘉一：这个对我来说不太难。有些东西不能控制，对于我，比如写作、求知的欲望，就像食欲一样是不能控制的。但是有些，是要调整状态的，该放的要放，该收的要收。人要保持平衡，喜怒哀乐什么都有，不能只是单一的。
《小康·财智》：你对2011年的期望？
加藤嘉一：2009年是“被”，大家都很被动，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原因，还有中国的资源危机等。被稳定、被就业、被国家、被人民、被社会⋯⋯全部都是被。就是大家在现实面前非常被动。被搞得无奈困惑，被在这里应该说是贬义词。2010年，我特别希望对中国来说，用更加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提出一个词，“跨”。就是跨国家、跨地区、跨学科、跨行业、跨性别、跨年代、跨县市、跨未来⋯⋯跨即将成为中国百姓面对现实，中国政府面对社会，整个中国面对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关键词，终点在“跨”。所以2010我希望是2010到2011的“跨”，应该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原点。我始终把自己和社会挂钩在一起。我的发展、成长、无奈跟社会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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