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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日本伊豆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撞上了一辆大卡车。没有人能想到这个三岁男孩还能在医院苏醒，但加藤嘉一最终醒了，带着他右耳的终生残疾和身体几处永久的伤疤。后来他才明白，他的童年，在还没有开始记忆的时候，就已经永远地结束了。
“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过童年，没有过青春。我经历的这26年，理论上似乎应该都可以视为青春，但是严格意义上说，我该玩儿的时候没有玩儿，该哭的时候没有哭，该叫的时候没有叫，该笑的时候也没有笑……”度过了那次难关，他开始非常自然地思考“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亡”。他开始莫名奇妙地想，自己奇迹般地活过来，究竟是“为什么”。
13岁，父亲破产，全家人被追债，4年时间里，搬家20多次。“我觉得我可能比中国的很多农民工搬家次数都多。”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负责和债主谈判，他们对他拳打脚踢，用打火机烧他的脸，加藤嘉一从来不还手，“我们是逃债的，有什么权利还手？这是最基本的礼仪。”
他曾经只有过一个梦想——当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是高二的冬天，他做了一个今生唯一后悔，却受益终身的决定——结束运动员生涯。“我就是不希望自己半途而废，那个时候自己跑步的成绩也不是很好，打工也不顺利，学习又没有时间。”于是他开始集中精力学习，第二年高考，他考上了东京大学，“但是那个时候父母连负担我去东京大学的学费和路费都没有。”于是，他决定公费到北京大学读书。
“14岁的初中毕业旅行，我第一次出国去了澳大利亚，那时就希望将来能到欧美国家留学，可我家庭三辈都是穷人出身，根本负担不起。”就这样，当加藤嘉一刚刚到北京机场的时候，“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他开始了自己成长期的最后冲刺。
停留就是没有出路
“我从来不抱怨，我思考。”
他恨过那个让他失去童年的社会，甚至想好了复仇的步骤。说到这儿，加藤嘉一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了他的日本护照，“不管怎么说，我的国家给了我这个。”
他的经历告诉他，“这个社会有太多的约束，太多的限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发现原来自己有那么多想改变的现实，但是很多时候又无能为力。“即使在这样一个无法改变、多重限制和困难的环境中，我也绝对不会放弃，我会观察社会，找到一些我能做的事情。”
他从小就学会了在两个选择之间选择第三条路，那个时候他边学习边跑步，后来他边打工边学习。“现在我在学术和传媒之间走第三条路，在文化和政治之间走第三条路，在高层和大众之间走第三条路”，他觉得，其实本质永远在第三条路，“是灰色地带，不能用黑白衡量”。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忠实的相对论者”。
“现在回头看，首先是日本社会给了我一个机会，最基本的一个成长空间，后来我到了中国之后更是如此，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到现在能获得这么多的机会，所以我感谢社会。”
来到北京，见惯了那些满身优越感的北京孩子，他反而更加感激自己的贫穷家庭，“我父母唯一教给我的，就是要对别人好、对社会好，要有礼貌、尊重别人的态度，面对社会。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教。”
他接触最多的是中国的年轻人，“年轻人有他们的共性，喜欢伤感、也爱抱怨。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首先你有权利，这必然会带来义务，光抱怨社会不好，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我从来不抱怨，我思考。”
我是另类
“我觉得自己比较冷静和理性。他们是主流，但是我觉得我是另类。
2008年，加藤嘉一出版自传《从伊豆到北京》，白岩松给他的评论是“现在我们有理由夸奖加藤和他所做的事情，但是，要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其中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加藤嘉一早就为自己的政治道路打好了基础，“日本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特长’，如果我将来也会成为政治家的话，我还会选择做一个教育家。”他希望自己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形象永远是“帅帅的、酷酷的”。
他从不拒绝和年轻人打交道，“如果现在的政府高官给我打电话叫我一起吃饭，同时还有一个高中生想跟我聊天，我一定会选择高中生。因为他们才是希望，其他的中年人士，我觉得他们已经——就那样了。”
2010年末，他获得了《新周刊》颁发的“时代骑士”奖，在加藤嘉一看来，骑士是白色的，有三个特点，干净、正直、勇敢，“我希望我是这样一个形象，当一个时代，在往不太正确的方向上发展的时候，能够站起来对它说“不”，用自己的行动去表达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立场。”他想要给年轻人提供多样的、不是唯一的价值观。“你可以认为它不好、你可以批评它（错误的价值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所获得的价值观是多样化的，必须由你自己去加工。”
他希望给下一代树立这个“骑士”的形象，加藤嘉一说这是他唯一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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