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新拆迁条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0年12月15日公布了第二稿。与旧的拆迁条例相比，新条例有不少进步，比如拟取消“行政强拆”，引入司法力量制衡；明确拆迁补偿标准，不让为公共利益做贡献的人吃亏；严禁暴力搬迁，造成损失要依法追责等。
补偿过低是拆迁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2003年以来相关事件的矛盾焦点是，征地拆迁者和被征地拆迁户之间对补偿费数额的争议，即使有些案件有其他焦点，但最终还是落实于补偿费数额，其他事项上，被拆迁户没有说话的余地。因为建设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抵抗的道理，从大局出发，没有人敢说不。所以一旦遇上拆迁，被拆迁户除了补偿费数额还有些要求外，其他的基本没有多大异议。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至少在早期城里人喜欢被拆迁，因为获得的补偿很高，深圳甚至出现了被拆迁亿元户；而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最抗拒拆迁，是因为补偿过低。
拆迁纠纷发生的次要原因是拆迁部门的强拆。几年前，我曾写了《拆迁部门不要当打手》一文，大声疾呼，警惕拆迁部门成为房地拆迁补偿标准产生的帮凶。一旦成为帮凶，被拆迁人就暗无天日了，因为最后的公正也无处寻觅了。人民可以对抗一个拿枪的强盗，但是却无法抗拒一个摇晃着法律法规文本、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抢劫的强盗。当这种强盗行径像春笋一样不断冒出来时，如果遏止不了，那么牟利的推土机将从一具具鲜活的身体上碾过。
“新拆迁条例”在这两个主次原因上都有所进步，然而这种进步却太晚太小。一是没有解决补偿过低问题，仅仅明确了拆迁补偿标准；二是取消了“行政强拆”和“司法强拆”，司法本身不独立，还是受制于行政，难免打很大的折扣。
二次征求意见在国务院立法中非常罕见。第一次胎死腹中，就是因为遭受来自两方的夹击。一方是拆迁的受益人，一方是受害人。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动了拆迁受益人一点奶酪，却进步不大，难解受害人的饥渴，增加的支持者不会太多，而反对者必将实力更加强大。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有可能再次胎死腹中。
与《劳动合同法》制定后立即要求修改的情形很相同。二者相通的地方在于，受到了来自改革利益受益方和受害方的两面夹攻，就如同风箱里的老鼠。这说明所谓的改革推动，既无法通过牺牲底层受害者来贿买受益者，因为底层受害者不能再牺牲了，远远超越底线了，更无法让受益者做出一点点象征性让步。
《劳动合同法》的起草者，在起草法律的时候，认为这部法律有这种功能：套两头，给企业一部分权利，给工人一部分权利，两头都认可，可是后来的实际情形是两头都不认可，尤其资方更不认可。起草者还预设了一个劳资双方和解的机会，共同利益的增长点，那就是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而现在的“新拆迁条例”连和解的机会、共同利益的增长点都没有，估计来自得益者一方的反对更为强大，一波盖过一波。
有人说，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太晚太小的进步，只能够看到立法者和推进者的苦心，未必能带来好的变化。本来这些立法者和推进者是想拉出一定的弹性空间来，能够左右逢源，最大程度地吸纳、统战原来的两方反对者中的大部分，以形成稳定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结构，结果事与愿违。有所进步，利益受益者肯定不满意，太晚太小的进步，对长期的利益受损者来说，不会给予鼓掌。
（作者系法律学者）
本来这些立法者和推进者是想拉出一定的弹性空间来，能够左右逢源，最大程度地吸纳、统战原来的两方反对者中的大部分，结果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