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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是否有人质疑，你所写作的梁庄，能多大程度代表中国广大农村？
梁鸿：在我看来，中国北方的村庄是非常典型的乡土中国的存在状态。梁庄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代农村的普遍命运，梁庄所经历的变化也恰恰是乡土中国与现代性冲突的缩影。
《小康》：很多人说，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在乡村间消亡了。
梁鸿：我不大赞同这一说法。传统的伦理道德在逐渐式微，但还依然顽强地存在于乡村生命关系的最深处。只不过，在当代视野中，他们不仅不能因此而得到幸福，反而成为承受痛苦的来源。
我在采访时，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因为想念自己外出打工的丈夫自杀了。对于乡村人来说，不年不节，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对于情感的交流与表达，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外出的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但不能用道德伦理去指责这些个体，这是整个社会的病症。
在梁庄，还有一个叫光河的男人。他家的新房是用儿女的车祸赔偿金盖起来的。人们说他爱财，但忽略了撞人者有钱有势，气焰作为近乎凌驾于法律之上。光河在打官司时的痛苦、无奈、弱势，没有人真正看到。
有舆论说，农民传统道德丧失，但有谁真的体察过他们所忍受的痛苦。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种最具体化的看待问题的方式，这样才对事物有一个真正的理解。任何一种笼统的评价，恰恰是忽略这个事物的真实状态，它很可能谬之千里。
《小康》：你在书里提到了北方农村农民对政治的冷漠。
梁鸿：我们的社会是把农民当做病症来解决的，农民在这个社会里，从来都是非主体性存在。政府推行选举、民主，但是北方农村向来波澜不惊，农民觉得选不到我头上，关心他干嘛？正是这些造成北方农村农民对政治的冷漠。
《小康》：你的书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但你却并未给出某种答案。
梁鸿：如果大家看了书后，心里对那一片广阔土地上的生命、对土地上的文化式微产生某种痛感，那么，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小康》：这种痛感不光是属于乡村的。
梁鸿：对，是整个社会面临的痛苦。我希望我呈现的东西，是经过我的思索、我的求证、我的思辨之后的一种感觉，它不是一种决绝的肯定或否定，它本身是矛盾的。我希望把这种矛盾状态让大家看到，包括决策者看到，他也来思索，思索我们的乡村、我们的民族为何如此矛盾地存在。
《小康》：有人会质疑，对城市人而言，研究乡土中国究竟有何种意义？
梁鸿：乡村是最古老的生存状态，它的健康，最大限度呈现了我们民族的样态，乡村不健康，恰恰是我们的民族不健康。都市与乡村是生活的一体两面，生活在都市，我们应当有原罪感。我们的道路越宽广，楼房越多，用水越多，对乡村的剥夺也就越多。对都市人而言，农民，就是你自己的另一面。你越光鲜，你背面那个人就越黑暗。作为一个生活在都市的人，如果我们不去关注农民，没有一点点去想到他们，那是非常残忍的，也是极其没有道德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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