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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为国之基，民乃邦之本”，从秦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在中国一直是独特而重要的区划。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杨雪冬在《县域政权改革的逻辑》一文中写道：相对于中央来说，县是最完整的微观国家；而相对于社会来说，县又是离其最近的现实国家。
中国有2800多个县，也就有2800多个“微观国家”，在这些“现实国家”里主政的2400多个县（市、区）委书记，现在动辄就有一种就被放入“火炉”烧烤的感觉。
一方面，县委书记们面临着新一波的城市化浪潮，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好拆迁问题，如何在矛盾突发期解决信访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时候解决好农村问题，是这些县官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另一方面，关于县委书记权力透明化和监督公开化的呼声越来越高。2010年11月，中纪委、中组部推动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扩大，越来越迅捷的网络监督也让官员们战战栗栗。
因之，学者于建嵘与县委书记陈晓平的冲突并非如网络沸腾之简单的理念冲突，其实质上的冲突是其背后县政权力运行与当下现实难题的左右互搏。陈晓平和于建嵘的这次交锋不幸成了靶子，这给陈晓平本人带来的提示是：“我们这些干部应该从政谨慎，应该有依法治国的理念，也应该学会同媒体打交道。”
在第五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有数十位县级官员在谈到“县官为何难当”的话题时，都能举出诸多事例，来证明他们现在面临的两难处境。有发展的压力，发展慢是没本事的表现；有安全的压力，不能保一方平安就是愧对百姓；有稳定的压力，闹出群体性事件是没法交代的；还有口碑的压力，如果县委书记在岗位上骂声不绝，就更糟了。
现实则是，县委书记们每天面对的既有权力的诱惑，也有权力的限制。在探讨关于如何限制县委书记权力的同时，其实更应该关注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正基于此，探讨县官为何难当才有积极的意义。
诚如《小康》采访到的一位县委书记所言，县官难当亦好当，一要用对人，二要做对事。是应该扩权，还是应该限权？在侯少文、彭真怀等专家、学者们看来，破解县权公开的深度与广度、制约核心权力的程度等难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权力透明公开的同时，让县委书记们拥有与责任相匹配的权力，从体制上看，减少行政层级，废除市管县体制，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是个不错的尝试，可以整体提升县的地位。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已经被写入了“十二五”规划，而接下来要做的，可能是整体上的改革，而不是零敲碎打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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