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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就能缩小城乡差距，拉平贫富悬殊吗？ 事实上，户籍对于人口的流动管制已经放开，农民工可以选择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打工，但大量农民工转移到城市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社会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分析称，“中国农民工的转移，在一定阶段中没有消灭二元结构，反而产生了新的、双重的二元结构。”他说，原来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结构存在，农民工进城之后，在待遇上与本地居民相差很大，形成了新的二元结构。 为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统筹城乡一体化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问题，现在无论从城市还是农村来看，都应该把农民工市民化提到一个日程上来，“十二五”期间应该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显然，户籍制度与二元结构是不可逆的，二元社会的产生与户籍制度有关，但仅仅统一户籍并不能解决因户籍制度而衍生的种种不公平。专家认为，如果农村的人口、农村的资金向城市单向集中，只会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只有到了人口在城乡之间是双向流动的，资本在城乡之间也是双向流动的，才是真正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农民进城该不该收回土地 张玉林当年希望得到城市户口的愿望如今举手可得，为什么现在的心态反而不那么迫切了？ 张玉林告诉《小康》记者，转为城市户口，农村的土地就要被收回，虽然他那三亩多地已经租给别人种了，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秦代红则告诉记者，“这是一种误解，成都统一城乡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但并不以收回土地为条件。” 实际上，这不能怪张玉林误解，有些省市在推进户籍改革中，确实是把“户口”与“土地”挂钩，转为城市户口必须放弃农村的土地权利，“土地换社保，土地换住房”在很多地方是真实的现象。而转为城市户口，农村的土地该不该收回，也是政府和学界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赞同“收回”的官员和学者认为，农民变为市民就享受了城镇社会保障，如果再不交出土地，不就重复享受了吗？这是制造新的不公平。“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讲并没有错，但它却是过去社会二元结构的逻辑。”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认为，这是目前理论界的一大误区。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土地制度是以“生存保障”为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土地不再是农民生存的唯一保障，农村土地制度正渐渐转变为以“利用效率”为目标。 刘俊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怪圈在于：当强调农民生存保障时，就会拿老制度理念与规则说事，当强调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时，又拿市场经济理念与规则说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用其中的任何一种制度逻辑去评价另一项制度，都只能得出一个错误结论。 因此，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权利，与变为市民后享受城镇社会保障是毫不相关的两件事。 “土地是农民自己的独立财产，怎么处置，什么时候处置，均由农民自己决定，与是否转为城市户口无关。”刘俊近一步解释：农民在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在最近一轮土地承包时，固化给了现在拥有土地的农民，而且通过《物权法》在法律上固化成了一项独立的财产权，不能与户口挂钩。 统筹“土地”还是“农民” 近日，关于农民“被上楼”、“被城市”的新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中央原本期望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倒逼出城乡统筹下的“集约用地”，但不少地方政府将之异化为扩张城市用地的手段，以至于有专家称“统筹城乡”变成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城乡统筹的重点是土地，还是农民？ 迟福林在接受《小康》专访时坦言，城乡统筹的实质是城乡一体化，目的是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在实践中有些方面确实走偏了，而且有的还是相当严重。“所以国务院准备开始规范‘增减挂钩’的试点，不再扩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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