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的尾声里，伴随的是人们对“通胀”的忧虑。正确对待通胀难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社会治理模式，使之在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体系内，实现社会财富的共享与共荣，降低社会震荡的风险系数。
2010年的最后一个月，让我们想起了年初的第一个月。
涨还是胀？（详见本刊2月卷首语）年初的不确定性到年终的时候，有了明确的答案。11月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4.4%，触及年初提出的3%左右的“警戒线”，而且曲线继续上扬。与此同时，中国加速上升的经济增长趋势也在接连的“踩刹车”中缓慢回落到9%以下。一升一降之间的最大变化正是“通胀”的再度抬头。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当下面临的形势既有结构性通胀之内忧，也有输入性通胀之外患。
经济学家愿意用客观事实和数字来分析当下的经济形势，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仅凭理论分析及数字游戏，难以抵消他们在生活中感到的不安全和焦虑感。从“蒜你狠”、“豆你玩”到“油不得你”、“玉米疯”、“姜你军”，每一种新名词背后都蕴含着嘲讽味十足的民意。在普通民众看来，这一年的经济高涨与自己有关的只有“米贵工贱”，因此才有“被”通胀的说法。
无论是直观感受还是统计数据，都使人们对“通胀”之祸产生了巨大的忧虑。
应对来势汹汹的“通胀”，政府的应对之道以稳为主，但步骤却相当迅速。国务院连续召开的会议把这一经济问题当作重大民生问题来解决，其开出的药方涉及四个方面：确保市场供应，促进价格稳定；完善补贴制度，安排好困难群众生活；增强调控针对性，改善价格环境；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针对货币相对过剩，而美联储又决定加印6000亿美元的钞票的内外形势，央行使出了一系列货币手段。开始紧缩银根，小幅加息，更罕见地在九天之内，两次调高各相关银行的准备金率，使之达到18%的历史高位。
但对这一系列政策的解读却又因人而异。经济学家厉以宁就表示，如果9%的经济增长率还把3%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一个警戒线，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4.5%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警戒线是可以的，是社会可以承受的。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大众满意，抑制物价上涨及提高警戒线，似乎在纸面上解决了当下存在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一问题从2007年以来，一直存在却并未得到根治。此前的2007年7月，CPI指数曾达到5.6%，而2008年上半年更曾上探至7.9%的高位，已经远超过厉以宁提出的4.5%的警戒线。只不过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下，CPI指数才跌入谷底。
有分析认为，未来CPI增速将常态化。要高增长，就得忍受通胀的威逼。当下中国的转型要向内需型社会发展，就需要提高消费的增长。但消费的增长有赖于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合理布局，缔造一个高收入、高消费的社会显然并不可取，而建立一个增长型的消费社会，则必须解决以往社会保障体制不足、收入分配失衡的老问题。适度的通胀本身可以促进消费，符合扩大内需的方向。但过高的通胀预期则会破坏这种转变，而使得人们对于消费更加谨慎。
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观察通胀问题，才会得出更合理的解决之道。贯穿2010年始终的经济转型，未能成功改变旧的增长模式，只为其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形势却更为严峻，一方面政府需腾出手来应付通胀威胁，稳定物价水平，另一方面则还要避免经济增长硬着陆，使之保持既有的增长惯性。其平衡度极难把握，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二难困境。
2011年的考验因此才刚刚开始，也将更为艰巨。
|
